身为山西省晋中市一家纺织机械设备生产企业的财务负责人，苏晓辉(化名)自己都不知道每年企业到底要交多少种费。他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作为一家规模不大的制造企业，各种费用加起来也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企业沉重的税费负担早就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1月15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实施普遍性降费，这已经是国务院常务会议在今年第4次提出为企业减负了。而仅仅在4天之后的11月19日，李克强又一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国务院的这些举措赢来了各界的一片叫好声。“政府在为企业减负方面一直在努力。”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指出，政府的努力对于提振企业的信心非常重要，但目前出台的这些政策仍不够，并不足以帮助企业完全走出困境。他认为现在企业的经营情况极为恶劣，需要中央下“重药”。
　　政策密集出台
　　今年以来，为企业减负一再成为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议题。
　　除了11月15日和19日这两次外，早在4月2日，李克强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将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的上限，由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进一步较大幅度提高，并将政策截止期限延至2016年底；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又确定进一步减少和规范涉企收费减轻企业负担，决定对国务院已出台政策措施落实情况开展全面督查；之后8月2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再一次决定部署多措并举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
　　除了常务会议外，国务院的其他部门也多次提及为企业减负。6月1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的通知》，提出了五项为企业减负的具体措施。而就在11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的3天后，由工信部、发改委、公安部等13个部门和单位联合组成的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召开了全国电视电话会议，部署相关工作，并宣布举办第三届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
　　工信部副部长毛伟明参加联席会议后对媒体表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轻企业负担工作，近年来多次作出重要部署，取得了显著成效。”比如，从2008年至2013年，全国累计取消、停征、减免700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7项政府性基金，每年可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2000亿元以上。
　　此外，本届政府组建一年多来，分7批取消和下放了632项行政审批等事项，只保留了1193项行政审批事项，取消和下放事项占原有行政审批事项的34.6%。同时，政府在简化工商登记、推进政社分开方面采取了多项改革措施，从源头上大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最近密集出台的这些政策都很受企业的欢迎。”周德文表示。苏晓辉也告诉本报记者，“只要是减负的政策，那就越多越好。”
　　据毛伟明透露，联席会议接下来将督促各地区尽快公布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还将开展全国性加强涉企收费管理减轻企业负担专项督查。“督查结束后，我们将总结有关情况报国务院，并对督查中发现的违规收费行为在全国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并由有关部门严肃处理。”他表示。
　　政策力度需加强
　　“现在企业的负担非常重，减负政策的力度应该再加强。”周德文表示，他注意到近期出台的很多政策主要集中在为企业减费上。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认为目前已经出台的减费政策还远远不够，他认为绝大多数行政事业性收费都应该被取缔。
　　“很多收费都是没有道理的。”周德文指出，税收是法定的，是必须要缴纳的，而很多行政事业性收费并不是法定的，而是各个部门之间出台政策规定的，是不合理的。
　　中国企业每年要缴纳的各种费用种类繁多已是不争的事实。在亚布力企业家论坛2014夏季高峰会上，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发言中吐槽，他的企业一年被收取的各种费用高达400多项。苏晓辉认为大部分企业要缴纳的费用不一定都有这么多，但也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
　　山西省9月底最新公布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显示，此类收费项目涉及28个部门，共有109个大项。而一些大项又具体分为不少小项。比如，其涉及工商部门的“商标注册收费”这一大项里就包括“受理商标注册”、“补发商标注册”等17个小项。
　　本报记者统计发现，这些具体的收费项目共有194项。但这并不是企业要缴纳费用的全部，除了这些行政事业性收费外，企业还需要承担山西省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清单里的23个收费项目。而在这两份目录里，收费项目的“管理文件依据”一栏里标注的，绝大多数都是部门或地方出台的文件。而除了这两种收费以外，还有数量不详、与政府审批关系密切的各种经营服务性收费。
　　工信部11月18日发布的《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报告》显示，2014年企业毛利率由2013年的19%下降至16.36%，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从2013年的2.33%增加到2.48%。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秦志辉表示，这些数字说明企业税费负担仍然很重，可供留存分配和追加投入再生产的资金有限。他认为，企业负担加重，尽管有人工成本上升、融资难融资贵、经济环境趋紧等客观问题，但收费多仍是主要原因。
　　除了费用多外，税负重也为企业所诟病。王玉是北京一家互联网企业的财务专员，她告诉本报记者，中国是世界上企业税负最高的国家之一。就她所在的公司，流转税、所得税就吃掉了利润中很大的一块。利润率较高的互联网企业尚且如此，那些传统的制造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国家没有必要收那么多的税，应该放水养鱼。”周德文认为，应该把针对小微企业的免税门槛从目前的月营业额3万元提高到10万元，这样才能惠及大部分小微企业。此外，他还认为应该减息，即降低银行基准利率。只有做到减费、减税和减息这“三减”，才能从根本上帮助企业走出困境。
　　周德文指出，目前企业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比2008年时好多少，就像人一样得的是重症，而重症就要用重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政策不能像挤牙膏一样一次只挤一点，而应该一步到位。”他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