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1日，营改增率先在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启动试点。此后，试点逐步“扩围”，并于2016年5月1日全面推开，实现了增值税对营业税的全面替代。
　　5年多来，特别是试点全面推开一年来，营改增平稳有序推进，发挥出巨大成效，既直接为企业减税降负，又促进了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升级写下浓重的一笔。
　　增值税改革的“中国样本”
　　营业税与增值税是我国税收收入中比重较高的两大税种，营改增试点启动以前，营业税和增值税两税合计占税收收入比重约为42%。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导致的重复征税问题，国务院决定开展营改增试点，逐步将征收营业税的行业改为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的设计理念具有明显的优势，以增值额为税基，其链条抵扣机制避免了重复征税，有利于社会分工协作，不会对经济行为产生扭曲。“正因为如此，增值税除了筹集财政收入外，还有一些其他流转税不具备的独特功能，就我国当前情况而言，尤其是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作用。”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
　　营改增经历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区域和行业逐步扩围：2012年1月1日起，率先在上海实施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试点；2012年9月1日至2012年12月1日，试点由上海市分4批次扩大至北京、江苏等8省市；2013年8月1日起，试点推向全国，同时将广播影视服务纳入试点范围；2014年1月1日起，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在全国范围实施营改增试点；2014年6月1日起，电信业在全国范围实施营改增试点；2016年5月1日起，营改增全面推开，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4大行业，增值税实现全覆盖，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
　　“营改增试点开展5年多以来，由不为人知到深入人心，取得了完善税制、企业减负、经济转型、体制优化和促进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成效，成为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突出亮点。”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胡怡建说。
　　营改增改革成效广获中外好评，为世界进一步推动增值税改革提供了“中国样本”。“中国增值税制度的不断改革，持续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一步步发展，是打造增长友好型税收体系、大力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实践。”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在经合组织（OECD）第四届增值税全球论坛上表示。
　　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面对经济新常态，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且创新宏观调控方式，突破提高赤字和扩大投资这两个传统政策工具，通过减税降费进行“放水养鱼”，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实施营改增消除了营业税的重复征税，形成了完整的税收抵扣链，最为直接的影响和效果是企业税负减轻。这是财税领域打出“降成本”组合拳的重要一招，也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
　　胡怡建分析，减税主要来自于3方面：试点企业直接减税、部分跨境服务出口由征税改为退免税、下游企业新增抵扣减税。
　　“营改增不但对试点服务企业减税，同时，试点服务企业的下游企业由于取得增值税发票抵扣也获得减税，从而形成试点企业和下游企业双向减税效应。”胡怡建说。
　　营改增试点虽然改在服务业，充分显现出外溢效应，制造业等原增值税行业在本身适用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享受了净减税的改革红利。据统计，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一年时间，制造业等原增值税行业累计减税2412亿元，有效减轻制造业负担、增强实体经济发展后劲。
　　据统计，2016年5月至2017年4月，也就是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一年来，累计减税6993亿元，98.7%的试点纳税人实现税负降低或持平，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预期目标已经实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
　　营改增试点是用政府收入的“减法”，换取企业效益的“加法”，和市场活力的“乘法”，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
　　“由于营改增的抵扣机制，消除了企业服务外包和主辅分离税收障碍，通过生产企业内部服务部门独立分离，以及服务业务外包，使部分制造企业内部服务转为外部服务，来扩大服务规模。”胡怡建说。
　　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一些研发、设计、营销等内部服务环节从企业主业剥离出来后，更加专注于提供某类型服务，催生了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营改增后，技术研发的中间投入，均能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据统计，2016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8%，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8个百分点。同时，营改增减税激发了市场主体创业热情。
　　营改增还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增值税全面代替营业税，简化了税制，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税收遵从成本。同时，通过消除增值税营业税并存对企业经营的扭曲，进一步理清了政府与市场关系，使税制更加中性。

　　“营改增实施以来取得突出成效，实现预期目标。同时，全面实施营改增是一项系统性改革，下一步还需要在立法、管理等方面深化推进。”胡怡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