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管理
公司监管、治理与披露又成管理会计研究风向标
添加日期：2015年02月11日
全球金融危机让监管改革、公司治理以及会计信息披露等问题重新进入了会计研究者的视野。
英国会计学者研究发现，有些欧美大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机后，仍要面临监管、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这3个方面的考验。这些公司认为，监管改革仍要继续，并着重在3个方面着力。同时，公司治理问题解决的关键是从企业文化上破题，公司高管则要对其信息披露进行“由内向外”的调整。
其一，监管改革应该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监管改革不是折衷的改革。只有那些监管目标明确、监管手段丰富的企业才会从改革中获益。第二，监管改革既要全面，又要具体，特别是监管改革涉及到的各项规定更要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要让公司管理层明白改革要求其达到的具体目标。第三，要尽量避免监管改革出现意想不到的纰漏，避免把好事办砸。
例如，1993年，克林顿要求企业家不得领取超过100万美元的年薪，结果企业以发放期权的形式 来避开限制。后来，由于股市兴旺，高管手中的期权套现使其待遇猛涨。到2000年，高管薪酬是普通工人的524倍。会计学者称，政府主要面对的不是银行高管，而是那些薪酬顾问和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法子破解政府的限制。
其二，如何让公司治理产生正能量，关键取决于企业文化。英国《经济学家》曾在2010年刊载了其专栏作家熊彼特的一篇有关公司治理与企业文化二者间关系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2003年萨班斯法案》中有关公司治理的新规并没有像改革家所设想的那样有着顽强的适应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全球公司的治理水平。许多公司能够安然渡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并不完全依靠公司治理，有的在这方面做得很差的公司也能渡过危机，其中的原因是其特有的企业文化。那些一味奉行“富贵险中求”理念的公司，即便在公司治理方面做得如何成功也难免折戟沙场。因为这一非理性的理念所暴露出的是公司高层的“喧哗与躁动”。
其实，企业文化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很多学者在对企业文化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发现，企业文化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很多内容与管理会计相关，绩效评估方式就包含其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让涉及管理会计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放大。事实上，尽管传统、价值观、规范、行为模式等看似无形的企业文化难以被管理者量化，但企业管理层应树立风险意识，将风险管理纳入企业文化中，克服和摒弃“急功近利、冒险做事”的毛病。
其三，披露本身也值得研究。
特别对于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者 来说，他们除了要研究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问题外，还要对企业内部事务的信息披露进行深入的挖掘。而公司高管如何面对信息披露所带来的挑战?这恐怕是摆在所有高管面前的一道难题。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设想，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能够给公司高管提供决策参考并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披露还能够回应公众对公司内外部关键领域内的各种利益关切。由此可见，这些设想真的值得会计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深入思考。
根据公认风险管理原则的规定，虽然公司的财务账目可以公开，但创建财务账目的相关管理信息不能公开。诚如该规定所述，披露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么容易，在某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困难。
但即便如此，信息的公开仍是大势所趋，公司有责任与义务让公众享有更多有关内部监管与风险控制的知情权。公司高管则要对其信息披露进行“由内向外”的调整。
英国会计学者研究发现，有些欧美大公司在此次金融危机后，仍要面临监管、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这3个方面的考验。这些公司认为，监管改革仍要继续，并着重在3个方面着力。同时，公司治理问题解决的关键是从企业文化上破题，公司高管则要对其信息披露进行“由内向外”的调整。
其一，监管改革应该从3个方面入手。第一，监管改革不是折衷的改革。只有那些监管目标明确、监管手段丰富的企业才会从改革中获益。第二，监管改革既要全面，又要具体，特别是监管改革涉及到的各项规定更要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要让公司管理层明白改革要求其达到的具体目标。第三，要尽量避免监管改革出现意想不到的纰漏，避免把好事办砸。
例如，1993年，克林顿要求企业家不得领取超过100万美元的年薪，结果企业以发放期权的形式 来避开限制。后来，由于股市兴旺，高管手中的期权套现使其待遇猛涨。到2000年，高管薪酬是普通工人的524倍。会计学者称，政府主要面对的不是银行高管，而是那些薪酬顾问和律师，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到法子破解政府的限制。
其二，如何让公司治理产生正能量，关键取决于企业文化。英国《经济学家》曾在2010年刊载了其专栏作家熊彼特的一篇有关公司治理与企业文化二者间关系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2003年萨班斯法案》中有关公司治理的新规并没有像改革家所设想的那样有着顽强的适应力，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全球公司的治理水平。许多公司能够安然渡过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并不完全依靠公司治理，有的在这方面做得很差的公司也能渡过危机，其中的原因是其特有的企业文化。那些一味奉行“富贵险中求”理念的公司，即便在公司治理方面做得如何成功也难免折戟沙场。因为这一非理性的理念所暴露出的是公司高层的“喧哗与躁动”。
其实，企业文化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很多学者在对企业文化历经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发现，企业文化涵盖多方面的内容，很多内容与管理会计相关，绩效评估方式就包含其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让涉及管理会计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放大。事实上，尽管传统、价值观、规范、行为模式等看似无形的企业文化难以被管理者量化，但企业管理层应树立风险意识，将风险管理纳入企业文化中，克服和摒弃“急功近利、冒险做事”的毛病。
其三，披露本身也值得研究。
特别对于管理会计领域的研究者 来说，他们除了要研究高管薪酬的信息披露问题外，还要对企业内部事务的信息披露进行深入的挖掘。而公司高管如何面对信息披露所带来的挑战?这恐怕是摆在所有高管面前的一道难题。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设想，公司财务信息的披露能够给公司高管提供决策参考并解决实际问题。
同时，披露还能够回应公众对公司内外部关键领域内的各种利益关切。由此可见，这些设想真的值得会计领域的研究人员进行深入思考。
根据公认风险管理原则的规定，虽然公司的财务账目可以公开，但创建财务账目的相关管理信息不能公开。诚如该规定所述，披露并不像公众想象的那么容易，在某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困难。
但即便如此，信息的公开仍是大势所趋，公司有责任与义务让公众享有更多有关内部监管与风险控制的知情权。公司高管则要对其信息披露进行“由内向外”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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