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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税”：你的企业遇到没？
添加日期：2015年03月31日
最近，企业家吴海日前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出一封致总理的公开信《做企业这么多年，我太憋屈了》的文章红遍网络。
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吴海以亲身经历吐槽基层政府部门的各种“任性”、吃拿卡要。一者，罚款的自由裁量空间太大，通过“疏通关系”，罚款就能少一大截；二者，各个部门之间对政策解读不一，变相揽权，过了这家的审批，那家却过不了，形成巨大的寻租空间；三是，在个别城市，企业还面临着送礼打点、行政摊派问题，这被称为“特种税”。
“特种税”表明政商关系仍未理顺
有的政府部门向企业收取“特种税”，这种状况表明，市场上的政商关系仍然未能很好地理顺。
吴海的这封信为什么能够引起舆论的强烈共鸣？原因在于他在这封公开信中说出了企业家们普遍想说的心里话，这就是对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权力榨取企业利益的不满。
吴海在这封信中说道，他的酒店开业之后，每到端午、中秋、春节三节期间，在个别城市必须给一些相关政府部门和相关办事人员送礼打点，他将这种送礼打点称为“特种税”。有一次交“特种税”的“纳税”经历让吴海印象深刻，某市某部门把它管理的片区内所有相关企业都找来开会，说这个机构要做点事情，已经有哪些企业作了赞助，其他企业应该给多少，根据企业的大小来指派。
对于“特种税”，几乎每一个企业都有切身体会。政府部门向企业收取的这种“特种税”，其性质很清楚，是政府利用其管控市场的权力搞的不合理收费。对于企业来说，这种向政府部门的“纳贡”只能打入经营成本，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成为社会运行的成本。比如，吴海的企业在缴纳了无法拒绝的“特种税”后，他就只能将这种费用转移到旅客的住宿开支中去。
这种状况表明，市场上的政商关系仍然未能很好地理顺。当政府拥有对市场资源的支配权的时候，企业必然有求于政府，因此尽管企业对这种“特种税”心存不满，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面对那些直接管着自己的政府部门提出的这种要求时，是不可能有力量拒绝的。 实际上，企业在缴纳这种“特种税”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与某些政府部门越是打得火热，能够得到的市场资源就越多，即使企业经营出现侵犯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也能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蒙混过关。而一旦拒绝了有些政府部门的要求，即使严格守法经营也会处处遇到刁难，甚至丢失已有的市场资源。因此，“特种税”的存在，本质上是以消费者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
为了切实地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为企业降税减费的政策，但是“特种税”的收取，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降税减费改革所应该达到的效果。要真正减轻企业负担，一方面固然应该要求政府部门转变作风，不再向企业乱伸手，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压缩政府对市场资源的支配空间。当政府部门不再拥有这种权力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对企业发号施令、任性“打秋风”的条件。
周俊生（财经评论人）
《我太憋屈了》道出权力末梢的“任性”
法律成了橡皮泥，具体的执行、处罚标准被一线执法人员任性解释，源于立法权制定过于“宏观”，往往被行政权架空。
这篇《我太憋屈了》戳中了众多企业经营者的泪点，也道出了在政府简政放权、职能转变改革两年多以来，基层的权力末梢上存在的严重的“任性”问题。
首先，之所以法律成了橡皮泥，具体的执行、处罚标准被一线执法人员任性解释，还源于立法权制定过于“宏观”，往往被行政权架空，导致法律不如条例，条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局长的口头解释。个别执法人员自然拥权自重，对企业予取予求。
企业对实力部门必须忍气吞声，甚至不得不上供“特种税”。反过来说，利用法律规定的“弹性”，个别官员就有了“合法伤害权”，就像吴海所吐槽的一盒薯片过期，罚2000元合法的，罚5万也合法，企业没个正常的申辩渠道。
其二，行政审批改革没有执行到位。政府一直在努力清理过多的行政审批，推出“权力清单”机制，简化工商登记改革，李克强总理也特别强调“今后一般不新设许可，因特殊需要确需新设的，必须严格遵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但个别基层权力部门还在任意地自我授权，任意提高行政审批门槛。
其三，吴海们的憋屈，还在于“民告官”机制没对权力形成有效约束。对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任意提高行政门槛，恶意从严解释法律等违法行为，之前行政诉讼的渠道不畅通，包括法院难以审理本地政府的案件，企业不能对红头文件这类“抽象行政行为”提出诉讼，导致个别官员不忌惮违法的后果。
说一千，道一万，得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得打出组合拳。第一，要全面贯彻新《立法法》，推行税收法制化，提升立法的质量，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法律定得尽可能详细，不让行政部门有任意解释、执法的弹性空间。第二，全面推进行政审批改革，让行政审批有公开的标准以及透明的程序。第三，贯彻新《行政诉讼法》以及推进司法改革中有关行政诉讼异地审理的试点，让行政权受到司法权的有效监督。第四，推行制度监督与舆论监督，严惩那些敢于伸手索要“特种税”的苍蝇、老虎。
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吴海以亲身经历吐槽基层政府部门的各种“任性”、吃拿卡要。一者，罚款的自由裁量空间太大，通过“疏通关系”，罚款就能少一大截；二者，各个部门之间对政策解读不一，变相揽权，过了这家的审批，那家却过不了，形成巨大的寻租空间；三是，在个别城市，企业还面临着送礼打点、行政摊派问题，这被称为“特种税”。
“特种税”表明政商关系仍未理顺
有的政府部门向企业收取“特种税”，这种状况表明，市场上的政商关系仍然未能很好地理顺。
吴海的这封信为什么能够引起舆论的强烈共鸣？原因在于他在这封公开信中说出了企业家们普遍想说的心里话，这就是对政府管理部门通过权力榨取企业利益的不满。
吴海在这封信中说道，他的酒店开业之后，每到端午、中秋、春节三节期间，在个别城市必须给一些相关政府部门和相关办事人员送礼打点，他将这种送礼打点称为“特种税”。有一次交“特种税”的“纳税”经历让吴海印象深刻，某市某部门把它管理的片区内所有相关企业都找来开会，说这个机构要做点事情，已经有哪些企业作了赞助，其他企业应该给多少，根据企业的大小来指派。
对于“特种税”，几乎每一个企业都有切身体会。政府部门向企业收取的这种“特种税”，其性质很清楚，是政府利用其管控市场的权力搞的不合理收费。对于企业来说，这种向政府部门的“纳贡”只能打入经营成本，最终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成为社会运行的成本。比如，吴海的企业在缴纳了无法拒绝的“特种税”后，他就只能将这种费用转移到旅客的住宿开支中去。
这种状况表明，市场上的政商关系仍然未能很好地理顺。当政府拥有对市场资源的支配权的时候，企业必然有求于政府，因此尽管企业对这种“特种税”心存不满，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企业，面对那些直接管着自己的政府部门提出的这种要求时，是不可能有力量拒绝的。 实际上，企业在缴纳这种“特种税”时，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与某些政府部门越是打得火热，能够得到的市场资源就越多，即使企业经营出现侵犯消费者利益的问题，也能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蒙混过关。而一旦拒绝了有些政府部门的要求，即使严格守法经营也会处处遇到刁难，甚至丢失已有的市场资源。因此，“特种税”的存在，本质上是以消费者利益的损失为代价的。
为了切实地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各级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为企业降税减费的政策，但是“特种税”的收取，却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降税减费改革所应该达到的效果。要真正减轻企业负担，一方面固然应该要求政府部门转变作风，不再向企业乱伸手，但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压缩政府对市场资源的支配空间。当政府部门不再拥有这种权力的时候，它也就失去了对企业发号施令、任性“打秋风”的条件。
周俊生（财经评论人）
《我太憋屈了》道出权力末梢的“任性”
法律成了橡皮泥，具体的执行、处罚标准被一线执法人员任性解释，源于立法权制定过于“宏观”，往往被行政权架空。
这篇《我太憋屈了》戳中了众多企业经营者的泪点，也道出了在政府简政放权、职能转变改革两年多以来，基层的权力末梢上存在的严重的“任性”问题。
首先，之所以法律成了橡皮泥，具体的执行、处罚标准被一线执法人员任性解释，还源于立法权制定过于“宏观”，往往被行政权架空，导致法律不如条例，条例不如政策，政策不如局长的口头解释。个别执法人员自然拥权自重，对企业予取予求。
企业对实力部门必须忍气吞声，甚至不得不上供“特种税”。反过来说，利用法律规定的“弹性”，个别官员就有了“合法伤害权”，就像吴海所吐槽的一盒薯片过期，罚2000元合法的，罚5万也合法，企业没个正常的申辩渠道。
其二，行政审批改革没有执行到位。政府一直在努力清理过多的行政审批，推出“权力清单”机制，简化工商登记改革，李克强总理也特别强调“今后一般不新设许可，因特殊需要确需新设的，必须严格遵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但个别基层权力部门还在任意地自我授权，任意提高行政审批门槛。
其三，吴海们的憋屈，还在于“民告官”机制没对权力形成有效约束。对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任意提高行政门槛，恶意从严解释法律等违法行为，之前行政诉讼的渠道不畅通，包括法院难以审理本地政府的案件，企业不能对红头文件这类“抽象行政行为”提出诉讼，导致个别官员不忌惮违法的后果。
说一千，道一万，得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这得打出组合拳。第一，要全面贯彻新《立法法》，推行税收法制化，提升立法的质量，压缩自由裁量的空间。法律定得尽可能详细，不让行政部门有任意解释、执法的弹性空间。第二，全面推进行政审批改革，让行政审批有公开的标准以及透明的程序。第三，贯彻新《行政诉讼法》以及推进司法改革中有关行政诉讼异地审理的试点，让行政权受到司法权的有效监督。第四，推行制度监督与舆论监督，严惩那些敢于伸手索要“特种税”的苍蝇、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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