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环保投入逐年增加、各类环境污染治理设施加速建设的背景下，环境形势却依然严峻。  　 在广州工作、来自闽南安溪的陈先生如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小时候很多好玩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末，他还在上幼儿园，当时经常有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番客”(闽南语，指华侨)回来，每家只要给个十块钱，大家都十分满足。
　　“那个时候我们幼儿园、小学的小朋友，一到六一儿童节，就会发一两块钱，都是华侨给的。”陈先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由于闽南是华人华侨最主要祖籍地，那个时候只要哪家有在海外的“番客”亲戚，日子都很滋润，很多人争着到新加坡等地打工，或者嫁到那里。村里的宗祠、宫庙翻修、奖学金也基本靠侨胞捐献。
　　但现如今，下南洋已经不再让人羡慕。“现在你们祖地经济发展好了，这次修庵，主要靠你们了。”一位老华侨说。

　　中国多城进入发达状态
　　这种变化的背后，正是中国经济过去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广东、福建的一些城市如厦门、广州与新加坡等地差距的大大缩小。来自安溪龙门的林永辉老人有个女儿在上世纪80年代嫁到新加坡，而两个儿子则在厦门创业。“她在新加坡只是工薪阶层，在厦门这两个孩子日子要比新加坡好多了。”
　　统计显示，2013年，中国GDP达568845亿元，人均GDP达6700美元左右，而很多城市都远远超过了这个平均线。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GDP达到12616美元的国家,就属于高收入国家。我国目前已经有42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进入到发达行列。
　　这些城市包括天津、北京和上海三大直辖市，这也是中国各省份中目前进入到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的三个省份。其中天津的人均GDP达16419美元，在省份中名列榜首，在地级及以上城市排名第16位。
　　在地级市(地区)层面，新疆的克拉玛依名列榜首，人均GDP达到了36670美元。紧随其后的是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其人均GDP也达到了31870美元。这两个城市主要是因为石油、煤炭的开采而发展。与之类似的还有东营、大庆、阿拉善、包头、乌海、榆林等城市和地区，这些城市大多是北方能源城市。
　　在能源城市之外，深圳、苏州、无锡、广州、大连、珠海、长沙、南京、佛山、杭州、宁波、常州、青岛、武汉、沈阳、厦门这些一二线城市以及威海、镇江、中山、淄博、烟台、舟山等三线城市均名列其中。大体而言，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山东、辽宁以及中西部的一些省会大城。
　　在县级城市层面，目前进入中国百强县的很多县也都突破了这个标准。《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此前从晋江统计局获得一份关于2011年全国十强县县域经济比较的资料发现，这些县市在2011年人均GDP已突破12616美元大关。其中江苏昆山市以54390美元名列榜首，若按照这两年的增长率，这一数据预计超过6万美元。
　　中等收入陷阱之忧
　　不过，尽管这些城市从人均GDP方面已经进入到高收入状态，但离真正的发达状态还很远。
　　厦门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丁长发就多次对本报分析说，很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跨过世行的这个标准时，产业结构升级优化做得比较好，收入分配和居民社会保障等都很不错，公共产品的供给很充足。比如韩国，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和创新能力，收入分配、国民保障都做得很好。但目前在我国这些发达省份与韩国等地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例如，这些城市人均GDP如此之高的背后，乃是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和资源，而这些人口往往并没有被纳入统计数据中。以广州为例，统计的常住人口是1200多万，但广州实际居住人口已经超过了1600万。而目前广东大概有3000多万外来人口，这部分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仍然比较差。
　　GDP不断上涨，甚至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标准，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缓慢，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远低于国际水平，这是被很多市民诟病的地方。例如昆山2011年人均GDP达到人民币336132元，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只有35190元，几乎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左右。其他城市也大抵如此，与国际上动辄55%的占比相去甚远。
　　这一局面的背后，主要跟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由于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驱动，因此经济增长不能惠及到最广大的老百姓。譬如，类似榆林、鄂尔多斯这样的能源城市，大量的GDP增长靠央企和国企推动。
　　在武汉、重庆等大部分城市，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自于投资。在基础设施和房产投资等的拉动下，各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也随之高涨。像重庆和天津甚至投资总量都突破了万亿大关，中西部不少城市的投资额逼近了经济总量。
　　而即使是在一些沿海制造业城市，也正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惑。张燕生和肖耿两位学者对佛山的研究文章指出，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佛山当前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庞大的地方债务、银行信贷错配导致的资金逃离实体经济而追逐暴利、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风险与失衡等等。这些结构性挑战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即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后所面临的增长难题。
　　“经济总量上去了，人均GDP上去了，但不等于生活水平提高了。”佛山市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朱伟坚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很多老百姓会觉得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这说明目前在制度安排和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差距。
　　前述文章还称，在产业方面，佛山面临困境的直接诱因是内外需阶段性降温;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依据低成本劳动力、廉价土地、牺牲环境等条件形成的粗放型生产，以及主要依赖要素投入量增加而换取产出增长的外延式增长，两者结合在国际化产业链中低端形成的综合比较优势，难以为继。
　　而要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关键还在于产业转型。广东省经济学会会长王?曾指出，有什么样的产业，就决定着劳动者有什么样的收入，而什么样的收入水平就决定居民的消费状况。
　　以深圳为例，目前深圳的投资率在各大城市中是最低的，仅为17.2%，去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资仅为358.34亿元，但深圳的经济总量却雄踞全国第四。广东省政协委员、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告诉本报记者，深圳如此低的投资率已经保持了很多年，深圳早已经走过了依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动力的阶段。目前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高附加值、未来型产业的布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体现出了强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