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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呈现“五重功效”
添加日期：2020年01月21日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通过近一年的实践，各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成效逐步显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多重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减税降费“三重意义”深远
（一）减税降费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坚持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价值所在。这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政策设计上坚持“惠民”导向，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起征点并优化税率级距，增加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惠及2.5亿多自然人纳税人，有效提高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民营经济是受益主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并调整就业人员社会平均工资口径，惠及广大企业和职工，既切实减轻了企业和职工实际缴费负担，又统筹兼顾了社会保障事业的长期稳健发展。在贯彻落实上采取“便民”措施，减免税申报即享受，不用审批、备案，对纳税人少打扰、不打扰；完善电子税务局提醒纠错功能，让纳税人应享尽享税收优惠政策。在效果评价上凸显“为民”情怀，减税要求做到“三个确保”：确保制造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降费要求做到“两个不得、一个务必”：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归根到底，是要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二）减税降费是厚植强国之基的制度安排。从历史的大逻辑看，减税则国兴。古语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回顾中国历史，名垂青史的重大变革一般也是从财税改革入手。面对经济社会困难局面，轻徭薄赋能够充分激发生产活力和潜力，奠定一代盛世。管仲降低关税，鼓励工商业，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汉初文景“三十税一”，与民休息，造就中国第一个盛世。清朝康熙“永不加赋”，还富于民，成就了康乾盛世。财政是庶政之母，企业是财政之基，切实把企业税负减下来、获得感提上去，才能“放水养鱼”，使长期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才能“腾笼换鸟”，促进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才能“惠及民生”，使人民群众充分分享改革发展红利。从现实的大战略看，实业强则国强。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根基。这一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是聚焦于实体经济，聚焦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于培育经济新动能，特别是对制造业加大了支持力度，制造业及与之关联的批发零售业新增减税额占全部减税额的一半以上，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厚植了战略根基。
（三）减税降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手段。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问题，面临着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三大失衡”问题，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作为再分配调节的首要手段，特别是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大背景下，减税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在解决结构性失衡以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这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鲜明导向就是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和居民的比重。税务总局联合对外经贸大学建立的模型测算结果显示，按全年减税降费2万亿元测算，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将减少2.09个百分点，受益最大的是非金融部门（主要是实体经济），分配比重上升1.02-1.16个百分点，居民部门上升0.84-1.01个百分点。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改革更多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前三季度，月收入4-10万元、2-4万元和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减税幅度分别达23.88%、45.11%和65.38%，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基本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有效增加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
二、减税降费“五重功效”显现
（一）促进市场营商环境优化。税负水平是评价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也是事关市场主体切身利益、影响企业和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减税降费正是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改革，动政府的存量利益，以政府过紧日子，帮助企业和人民群众过好日子。通过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从微观主体税负看，各行业企业税负均实现了“只减不增”，各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前三季度制造业税负同比下降1.08个百分点，民营重点税源企业税负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从主要税种税率看，改革后增值税高档税率（13%）显著低于欧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平均约19%）；从宏观税负看，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持续降低，不仅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而且略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今年前三季度又同比下降1.52个百分点，既保障政府的合理适度规模，又倒逼政府优化收支结构、厘清职能边界、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着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更高水平上进一步重塑。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总体排名比去年上升15位，名列第31名，取得了该报告发布以来的最好名次，其中，减税降费有关措施被该报告列为8项营商环境改革亮点之一。
（二）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矛盾叠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在主要经济体中领先的经济增速，最主要的原因是，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2019年年初即下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先手棋”，有力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为做好“六稳”、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一是稳定了经济预期。有关调查数据显示，69.2%的纳税人对未来生产经营预期看好，较上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有力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二是提高了盈利水平。据测算，减税降费拉动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增长2.37个百分点，特别是拉动高技术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增长3.17个百分点。三是拉动了消费增长。1-10月，个人所得税改革新增减税4481亿元，累计人均减税1786元，有关研究数据显示将带来约3182-3361亿元新增消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3-1.09个百分点。四是助力了就业稳定。据测算，减税降费带动企业就业人数增长4.61%，其中带动民营经济就业增长5.18%。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有55.32%的企业表示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增加雇佣员工或提高员工工资。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0万人，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五是增强了投资意愿。有关调查数据显示，47.8%的制造业纳税人表示要将享受的减税降费红利用于增加投资。据测算，减税降费拉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特别是带动高技术企业投资增加6.42%。
（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减税降费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力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巩固了降成本成果。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民营企业税负较去年同期下降0.77个百分点，年纳税500万元以上的重点税源企业税负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年纳税1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税负同比下降0.25个百分点，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税费成本。二是增强了市场主体活力。金税三期数据显示，1-10月，全国新增市场主体办理过涉税事项的有843.86万户，月均新增84.39万户。特别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4-10月月均增长8.77万户，高于去年5月份税率调整时期月均增长5万户的水平，更高于全面推开营改增时期相关行业月均增长3万户的水平。有关调查数据显示，58.4%的纳税人表示减税降费红利将用于加大研发、技术改造或扩大再生产。大众创业意愿和企业发展活力均进一步增强。三是提升了产业链创新能力。今年1-10月重点税源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8.5%，增幅较2018年全年提高2.6个百分点。
（四）培植壮大长远财源。减税降费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更可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也是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最直接、最公平、最普惠、最有效的办法。与扩大政府投资相比，从作用路径看，减税降费不是先把税从纳税人手中收上来，再用于项目投资，而是直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增厚企业利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资金效率看，减税降费不是由政府将资金分配到各部门、再分配给相关企业，而是由纳税人根据市场需要进行投资或消费，资金利用效率更高；从公平程度看，减税降费不是人为地分配“蛋糕”，而是通过制定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的政策标准来实施，政策面前一律平等，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均可享受；从作用时效看，减税降费不是为解决一时的困难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更为平稳地提振经济，优化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虽然带来了暂时的财政困难，但涵养了税源，做大了税基，换取的是长远的财政可持续增长。税务总局联合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国家信息中心等部门运用模型测算，预计减税降费政策累计拉动GDP增长0.74-1.26个百分点，其中拉动2019年GDP增长0.47-0.80个百分点。财政部有关研究显示，减税降费预计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我国GDP实现6.2%的增长，其中减税降费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五）提升财税治理能力。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与财税改革整体推进，有效提升了财政特别是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一是与税制改革协同推进。本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涉及12个税种，其中的“重头戏”如深化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都是通过改革手段实施、法治方式推进，多个减税政策上升到税法层面，形成了更加有力有效的长远制度安排，直接税制度更加完善，税收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与优化税收执法方式统筹推进。取消或简化事前管理手续，着力创新智能式、辅助型事中管理手段，探索“信用+风险”管理、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等多措并举加强事后监管，努力使广大纳税人在更加公平规范的税收环境中进一步增强减税降费获得感。三是与健全中国特色税式支出制度融合推进。重新构建了包括智能校验、机生机汇、逐级会审在内的“七步走”减税降费核算分析体系，实现申报期结束3-5个工作日左右，就能从涉及数亿纳税人（含自然人）的海量数据中，高质量产出以“一户式”为基础，分税种、分费种、分政策、分行业、分地区、分经济类型的全国减税降费数据，打造“铁账本、硬账单”，这在税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构建中国特色税式支出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与优化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压茬推进。着眼于保障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增值税“五五分享”等收入划分改革成果；按照深化增值税改革、建立留抵退税制度的要求，在保持留抵退税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不变的基础上，合理调整优化地方间的分担办法，建立了更加均衡合理的分担机制；稳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适时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将部分条件成熟的中央税种作为地方收入，增强地方应对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能力。五是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联动推进。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在2018年压减5%的基础上，2019年再压减10%以上；优先安排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入力度。六是与深化税收共治格局集成推进。各级税务部门积极推动构建与地方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协同共治机制，推动了相关工作同频共振有效开展，减税降费与其他政策措施相得益彰加倍显效。
（作者为国家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
一、减税降费“三重意义”深远
（一）减税降费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坚持人民至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和价值所在。这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政策设计上坚持“惠民”导向，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提高起征点并优化税率级距，增加子女教育、赡养老人等6项专项附加扣除，惠及2.5亿多自然人纳税人，有效提高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民营经济是受益主体；降低社会保险费率并调整就业人员社会平均工资口径，惠及广大企业和职工，既切实减轻了企业和职工实际缴费负担，又统筹兼顾了社会保障事业的长期稳健发展。在贯彻落实上采取“便民”措施，减免税申报即享受，不用审批、备案，对纳税人少打扰、不打扰；完善电子税务局提醒纠错功能，让纳税人应享尽享税收优惠政策。在效果评价上凸显“为民”情怀，减税要求做到“三个确保”：确保制造业税负明显降低，确保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税负有所降低，确保其他行业税负只减不增；降费要求做到“两个不得、一个务必”：不得采取增加小微企业实际缴费负担的做法，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行集中清缴，务必使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有实质性下降。归根到底，是要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二）减税降费是厚植强国之基的制度安排。从历史的大逻辑看，减税则国兴。古语云“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回顾中国历史，名垂青史的重大变革一般也是从财税改革入手。面对经济社会困难局面，轻徭薄赋能够充分激发生产活力和潜力，奠定一代盛世。管仲降低关税，鼓励工商业，终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汉初文景“三十税一”，与民休息，造就中国第一个盛世。清朝康熙“永不加赋”，还富于民，成就了康乾盛世。财政是庶政之母，企业是财政之基，切实把企业税负减下来、获得感提上去，才能“放水养鱼”，使长期发展的动力更加强劲；才能“腾笼换鸟”，促进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才能“惠及民生”，使人民群众充分分享改革发展红利。从现实的大战略看，实业强则国强。实体经济是立国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源泉，是国家强盛的根基。这一轮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正是聚焦于实体经济，聚焦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于培育经济新动能，特别是对制造业加大了支持力度，制造业及与之关联的批发零售业新增减税额占全部减税额的一半以上，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厚植了战略根基。
（三）减税降费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手段。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一些结构性问题，面临着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三大失衡”问题，政府、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分配关系也有待进一步优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作为再分配调节的首要手段，特别是在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大背景下，减税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在解决结构性失衡以及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这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鲜明导向就是降低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和居民的比重。税务总局联合对外经贸大学建立的模型测算结果显示，按全年减税降费2万亿元测算，政府部门可支配收入比重将减少2.09个百分点，受益最大的是非金融部门（主要是实体经济），分配比重上升1.02-1.16个百分点，居民部门上升0.84-1.01个百分点。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改革更多惠及中低收入群体，前三季度，月收入4-10万元、2-4万元和2万元以下的纳税人减税幅度分别达23.88%、45.11%和65.38%，月收入1万元以下的基本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有效增加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可支配收入。
二、减税降费“五重功效”显现
（一）促进市场营商环境优化。税负水平是评价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也是事关市场主体切身利益、影响企业和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重要因素。减税降费正是刀刃向内、壮士断腕的改革，动政府的存量利益，以政府过紧日子，帮助企业和人民群众过好日子。通过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从微观主体税负看，各行业企业税负均实现了“只减不增”，各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前三季度制造业税负同比下降1.08个百分点，民营重点税源企业税负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从主要税种税率看，改革后增值税高档税率（13%）显著低于欧洲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水平（平均约19%）；从宏观税负看，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持续降低，不仅显著低于发达国家，而且略低于发展中国家水平，今年前三季度又同比下降1.52个百分点，既保障政府的合理适度规模，又倒逼政府优化收支结构、厘清职能边界、创新行政方式、提高行政效能，着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与市场关系在更高水平上进一步重塑。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的总体排名比去年上升15位，名列第31名，取得了该报告发布以来的最好名次，其中，减税降费有关措施被该报告列为8项营商环境改革亮点之一。
（二）有效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当前，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美经贸摩擦等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周期性问题与结构性矛盾叠加，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继续运行在合理区间，保持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实现了在主要经济体中领先的经济增速，最主要的原因是，党中央、国务院高瞻远瞩、审时度势，2019年年初即下了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先手棋”，有力对冲了经济下行压力，为做好“六稳”、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提供了重要支撑。一是稳定了经济预期。有关调查数据显示，69.2%的纳税人对未来生产经营预期看好，较上半年提高1.8个百分点，有力提振了市场主体信心。二是提高了盈利水平。据测算，减税降费拉动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增长2.37个百分点，特别是拉动高技术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利润率增长3.17个百分点。三是拉动了消费增长。1-10月，个人所得税改革新增减税4481亿元，累计人均减税1786元，有关研究数据显示将带来约3182-3361亿元新增消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3-1.09个百分点。四是助力了就业稳定。据测算，减税降费带动企业就业人数增长4.61%，其中带动民营经济就业增长5.18%。有关调查数据显示，有55.32%的企业表示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增加雇佣员工或提高员工工资。1-10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90万人，提前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五是增强了投资意愿。有关调查数据显示，47.8%的制造业纳税人表示要将享受的减税降费红利用于增加投资。据测算，减税降费拉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特别是带动高技术企业投资增加6.42%。
（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减税降费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有力推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巩固了降成本成果。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民营企业税负较去年同期下降0.77个百分点，年纳税500万元以上的重点税源企业税负同比降低0.6个百分点，年纳税1亿元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税负同比下降0.25个百分点，实实在在地降低了各类市场主体的税费成本。二是增强了市场主体活力。金税三期数据显示，1-10月，全国新增市场主体办理过涉税事项的有843.86万户，月均新增84.39万户。特别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4-10月月均增长8.77万户，高于去年5月份税率调整时期月均增长5万户的水平，更高于全面推开营改增时期相关行业月均增长3万户的水平。有关调查数据显示，58.4%的纳税人表示减税降费红利将用于加大研发、技术改造或扩大再生产。大众创业意愿和企业发展活力均进一步增强。三是提升了产业链创新能力。今年1-10月重点税源企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8.5%，增幅较2018年全年提高2.6个百分点。
（四）培植壮大长远财源。减税降费是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更可持续的积极财政政策，也是顶住经济下行压力最直接、最公平、最普惠、最有效的办法。与扩大政府投资相比，从作用路径看，减税降费不是先把税从纳税人手中收上来，再用于项目投资，而是直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增厚企业利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从资金效率看，减税降费不是由政府将资金分配到各部门、再分配给相关企业，而是由纳税人根据市场需要进行投资或消费，资金利用效率更高；从公平程度看，减税降费不是人为地分配“蛋糕”，而是通过制定统一规范、公开透明的政策标准来实施，政策面前一律平等，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均可享受；从作用时效看，减税降费不是为解决一时的困难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而是更为平稳地提振经济，优化结构，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减税降费虽然带来了暂时的财政困难，但涵养了税源，做大了税基，换取的是长远的财政可持续增长。税务总局联合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国家信息中心等部门运用模型测算，预计减税降费政策累计拉动GDP增长0.74-1.26个百分点，其中拉动2019年GDP增长0.47-0.80个百分点。财政部有关研究显示，减税降费预计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我国GDP实现6.2%的增长，其中减税降费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五）提升财税治理能力。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与财税改革整体推进，有效提升了财政特别是税收在国家治理中的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一是与税制改革协同推进。本次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涉及12个税种，其中的“重头戏”如深化增值税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等都是通过改革手段实施、法治方式推进，多个减税政策上升到税法层面，形成了更加有力有效的长远制度安排，直接税制度更加完善，税收调节作用进一步增强。二是与优化税收执法方式统筹推进。取消或简化事前管理手续，着力创新智能式、辅助型事中管理手段，探索“信用+风险”管理、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等多措并举加强事后监管，努力使广大纳税人在更加公平规范的税收环境中进一步增强减税降费获得感。三是与健全中国特色税式支出制度融合推进。重新构建了包括智能校验、机生机汇、逐级会审在内的“七步走”减税降费核算分析体系，实现申报期结束3-5个工作日左右，就能从涉及数亿纳税人（含自然人）的海量数据中，高质量产出以“一户式”为基础，分税种、分费种、分政策、分行业、分地区、分经济类型的全国减税降费数据，打造“铁账本、硬账单”，这在税收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构建中国特色税式支出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四是与优化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压茬推进。着眼于保障中央与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增值税“五五分享”等收入划分改革成果；按照深化增值税改革、建立留抵退税制度的要求，在保持留抵退税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不变的基础上，合理调整优化地方间的分担办法，建立了更加均衡合理的分担机制；稳步推进健全地方税体系改革，适时调整完善地方税税制，培育壮大地方税税源，将部分条件成熟的中央税种作为地方收入，增强地方应对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能力。五是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联动推进。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在2018年压减5%的基础上，2019年再压减10%以上；优先安排基层“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支出；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投入力度。六是与深化税收共治格局集成推进。各级税务部门积极推动构建与地方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协同共治机制，推动了相关工作同频共振有效开展，减税降费与其他政策措施相得益彰加倍显效。
（作者为国家税务总局减税办常务副主任、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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