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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压力再调查：税是利润三倍 企业税一交就亏损
添加日期：2017年02月14日
“以前穿两件衣服够暖和的，但现在天冷了，我们穿三件衣服还是感到寒冷，就是这个道理。” 丝绸之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州丝绸协会会长凌兰芳对第一财经记者感叹道。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企业家表示，税费跟10年前比，看起来好像没怎么动，但在经济行情不好、企业利润少、人力成本又上升的“寒冬”，税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企业承受的压力很大。
同时，中小企业又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实体经济的资金又大量流向房地产、金融、IT 等虚拟经济领域，偏虚脱实成为隐患。实体经济振兴的出路在哪里?
近日，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家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纷纷呼吁降低税费，调整用工政策，给予转型升级中的企业以资金支持。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研究员冯立果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制造业衰微的深层次原因还是过多的行政管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去掉对生产企业的这些管制和约束。
实体经济压力重重
“总体来看，从事传统产业的民企困难者居多，几大红利开始消失，瓶颈显现。”凌兰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据他了解，近几年周边的传统纺织企业在此轮经济下行中感到阵阵寒意。
一方面是订单明显减少。目前湖州的丝绸产品包括生丝、绸缎等还在远销欧美、日本、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表面上看年度出口金额差不多，但是按照价格和汇率算的话，整个出口总量在减少。
另一方面是企业的用能成本、用工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四大成本都在迅速上涨。“以用工成本为例，本世纪初劳动工资在600元左右，现在要涨几倍，在3600元左右。但是产品价格的增长却没有那么快。现在‘四险一金’按照工资比例来交，在企业劳动成本中这一项占去40%左右。”凌兰芳说。
苏南地区某人造革制造企业老板何先生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两年经济下行给实体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们也有点力不从心。“2016年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但销售价格上不去，基本上很少涨，同时整个需求并没有扩大，对利润空间的挤压比前两年更厉害了。”
浙江中南建设(9.770, -0.14, -1.41%)董事长吴建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企业税负相对比较重，人工成本也在涨，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整体来讲，实体经济日子不好过，企业压力比较大。去产能方面，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些地方没有真正去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升级上面缺乏引导和帮助，要分析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什么，比如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如何去帮助它们一起解决这些问题，一步步推进，要允许它们有时间去升级，一步到位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自2012年3月以来，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呈现同比负增长，2016年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1%，首次由负转正。但整个2016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4%。
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出现-2.3%的增长;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8803.2亿元，比上年增长8.5%。
“尽管2016年工业企业效益有所好转，但与上年利润下降形成的低基数有一定关系，两年利润平均增长尚不及生产增长。”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工业效益处处长何平认为，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工业经济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结构不合理、回款难、费用高依然拖累企业盈利。
自2011年起，受周期性、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开始下行。2016年1~8月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6月，民间投资当月同比增速下滑至-0.01%，进入负增长区间。而前些年民间投资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
长三角地区是全球重要制造业基地，此前曾有媒体对该地区三省一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上市公司2015年的中报业绩做过统计，三省一市上市公司中报利润负增长比例均超过30%，其中，安徽最高，为49%;苏、浙、沪分别为40%、38%和33%。
数据显示，三省一市制造业上市公司共600家，其中净利润为负数的有63家，即长三角地区有一成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年中报亏损。
凌兰芳说，传统制造业根本问题是效率低下、成本高企，许多工艺设备非常落后，原料质量下降而价格猛涨。一方面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资本和人才却加快逃离。高科技附加值目前还跟不上，而低成本优势已经丧失，于是进退维谷，陷入困境。传统制造业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凤凰涅槃。
税负重，成本上升
“税负很重，主要体现在增值税方面，每个环节都要交税，税大概是利润的三倍，利润微乎其微。比如企业一年交1000万元的税，利润可能不到300万元。”凌兰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产业有起落，但一般来说税收是利润的两倍。这已经算好的企业了，很多企业连税都交不出来，税一交就亏损了。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也认为，企业负担的税费太高，是我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
李炜光于2016年上半年在全国四个城市采集了一百多个样本，四个地区调研结果一样。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调研中发现，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约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倒闭。
凌兰芳对记者谈到，由于成本太高，我们已经在一般竞争领域中失去了优势，中国纺织的活力渐渐衰退。
以丝绸加工成本为例，中国无法跟罗马尼亚、土耳其、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和欧亚一些国家去比拼，并不是中国的加工工艺不行，到现在为止中国制造品的性价比在国际上还是领先的，而是企业成本高、负担重，竞争力在减退。像柬埔寨这些国家为了招商引资，各项成本就很便宜，而泰国的招商引资则实行八年减免税，其劳动工资是中国的三分之一。突尼斯也在购买中国丝绸原料用以加工出口。
“回到原先的低成本显然不可能，出路只有创新。我们现在被逼往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凌兰芳忧心忡忡道，即使是转型升级走高科技的道路，也需要技改、需要人才、需要资本，但国家在引导传统制造业解困脱围、转型升级方面，措施、办法还不多，示范典型少，即使有也很难学习模仿。
吴建荣还对记者谈到制造业目前土地供给的难题。“制造业需要的土地面积相对会比较大，因而有些地方不太愿意把土地给制造业，即使供给，价格也会比较高。这个产品是要在国内和国际上竞争的，土地价格高，成本比别人高，优势就没有了，再加上制造业本来利润就比较低，竞争力也就不强。”
正是经历了这么多难题之后，很多原本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在被上市公司收购掉或因征地被拆迁掉之后，企业主手里拿着一两个亿，不再搞制造业，而是用于投资、理财。
吴建荣告诉记者，做实体经济风险太大，一是需要征地，政府拿地也有困难，二是征好地后，还要借款投资，弄得不好连本带利都没有，到时候还可能变成负债。他们会觉得还是理财稳当一点，有一两个亿理财的话，理财赚的钱每年一家子也花不光。“如果大家都这么弄，都不搞实体经济，怎么办?现在搞投机的人多，搞投资的人少，搞实业的人更少。”吴建荣不乏担忧。
凌兰芳对记者谈到，现在实体经济的财富增长比不过虚拟经济，大量优质资源都往虚拟经济跑，往房地产、金融、IT 这些岔道走，实体经济就相对干枯，将来后果会很明显。“其实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经济体量这样雄厚，对实体经济还是非常重视，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鼓励实体经济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难
一些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家这些年一直承受着双重压力，他们告诉记者，他们最害怕的不是政府埋怨他们业绩上不去，而是银行抽贷，宁可虚报业绩也要保持贷款稳定不被抽走，一旦让银行知道经营业绩在下滑，立马被抽贷不留情。银行怕贷出去收不回，企业怕还回去就再借不出来，互相提防，两头害怕。于是银行千方百计加“保险”，除了正常抵押担保外，再让企业经营者的个人财产去“加保”，一旦出现风险，企业与创业者两完。有一位在二线城市从事制造业出口的老总由此推断，真正的企业经营状况可能比统计数据要差，风险正在不断加大。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民营企业家们都谈到了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贵是世界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国有企业因为有政府隐性担保而在融资上受到了各种优待，中小企业(大部分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不仅要承担更高的成本，而且难以申请。
方正证券(8.280, 0.03, 0.36%)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曾撰文指出，从中美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高度依赖内源性融资(包括自有资本和留存收益)，这一部分占比高达60%，而美国的对应比例只有30%;另外，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比例(20%)远低于国外类似的企业(42%)，实际需求远远未得到满足。对于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申请银行贷款被拒绝的可能性超过了50%，融资难的问题远远没得到解决。“其他”一项中国占比将近20%，这里可能包括融资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
“银行基本不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中小企业已占有的贷款额度只减不增，银行还要在利息之外收取所谓的服务费。中小企业不能获得银行的支持就只能靠民间借贷，利息会很高，可谓雪上加霜。但银行会支持政府做基础设施，支持央企做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甚至无限制给予。”吴建荣告诉记者，当时中央提出来做PPP项目，是要利用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基础设施，但现在都是央企、国企在投，民企轮不到投，中小企业就更难了。
“我们企业规模还算比较大的，如果有比较好的项目，银行也愿意给钱，但政府不敢给我们做项目，怕人家说是不是得了民营企业的好处。但项目给央企、国企做，再高的价格也没问题。这对民营企业不公平，民企投资增速下降也是有各种原因的。”吴建荣谈道。
凌兰芳也对记者表示，实体企业都是短期融资，这头借，那头还，借新还旧，时间又短，效率发挥受到影响，银行还在基准利率上上浮，民企融资因此要贵很多。而且很多小企业借不到钱，通过民间借贷融资，利息翻一两倍都有。
冯立果告诉记者，我们的金融系统是大银行、大国企、大工程项目三位一体、互为依赖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资金价格相对比较低，大银行给大国企的大工程项目提供贷款，价格都在4%左右，房地产稍高一点在10%左右。“国有大企业大工程项目占有了大量的低价格贷款资源，且人为压低价格，给予中小企业的贷款量肯定减少，而且需求量那么大，价格就高。如果中小企业能以10%的价格拿到贷款已经烧高香了，再通过担保公司的话，要15%了。”
“但在国外，像美国的贷款利率原先是0，欧洲有些国家甚至是负利率，资金成本非常低。国内国外一比较就会发现国内的资金成本要高很多。”冯立果补充道。
出路何在
那么要振兴实体经济，出路在哪里?
凌兰芳认为，首先国家在这方面要有顶层设计，要有方向和线路图，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要调整，是否准备好忍受阵痛。因为届时会有大批的中小企业倒闭，迈向高科技的一年半载又上不去。而如果要慢慢转，那么技术、资金和人才这三要素通过哪一个办法来给予解决，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同时，凌兰芳也建议税负和劳动用工的调整。“从金融危机到现在连续将近七八年的经济下行态势，原来的税负政策、用工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的一些配套是否符合?如果不符合就得调整，税负首先得调整;劳动用工方面，劳动合同法也要进行调整，提供劳动用工的灵活性，首先要保证企业能生存，劳动用工要促进企业发展。而现在的劳动用工不符合我们目前社会经济结构的现状，优秀人才又招不进来，低劣的劳动用工又辞退不去，这就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吴建荣也提出，政府应该在对中小企业减免税费方面多多关心。另外，给中小企业一些贴息，政府搞一些担保制度给它们做担保。因为中小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如果没有这块资金，很难转型升级。
冯立果分析说，中国制造业衰微的深层次原因还是过多的行政管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包括对劳动力、资金和生产要素等的管制。
比如，在对劳动力的管制方面，由于计划生育，使劳动力紧张大概提前了10年，人口红利也提前10年结束，现在，低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没有了。
在对生产要素的管制方面，国内的油、天然气、糖、煤炭、铁矿石、棉花等价格都要比国外高。其中，棉花要比国外普通市场价格每吨高几千块钱，但我们有棉花收储体制。企业不能向国外直接买棉花。必须买一部分中储棉的棉花，再去国外进口。这些上游的原材料的核心问题在于寡头垄断，市场供给不足，从而导致价格很高。
冯立果认为，现在的这种生产关系比较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是去改生产产品的企业，改革约束企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根据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的计算，2014年中国财政供养的各类人员规模为7600万，比2007年增加了900万，官民比例高达1∶19。一个人按10万元算，包括工资、社保等在内，就是7.6万亿元，这些支出是刚性的，这就造成了上层建筑负担重。
2014年GDP达60万亿，但政府通过税收、各种费、各种基金等收走了24万亿，占三分之一还多，留给企业和居民的不到三分之二。
“减税已经说了好多年，但大规模减税还做不到。”冯立果说，中国现在每年有固定的大量财政支出，比如7600万人吃财政饭的这笔刚性支出，这些制约性因素造成很多政策难以真正落实下去，放松管制、解放生产力无法深入推进。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企业家表示，税费跟10年前比，看起来好像没怎么动，但在经济行情不好、企业利润少、人力成本又上升的“寒冬”，税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企业承受的压力很大。
同时，中小企业又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而实体经济的资金又大量流向房地产、金融、IT 等虚拟经济领域，偏虚脱实成为隐患。实体经济振兴的出路在哪里?
近日，江浙地区的民营企业家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纷纷呼吁降低税费，调整用工政策，给予转型升级中的企业以资金支持。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研究员冯立果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中国制造业衰微的深层次原因还是过多的行政管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放生产力，去掉对生产企业的这些管制和约束。
实体经济压力重重
“总体来看，从事传统产业的民企困难者居多，几大红利开始消失，瓶颈显现。”凌兰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据他了解，近几年周边的传统纺织企业在此轮经济下行中感到阵阵寒意。
一方面是订单明显减少。目前湖州的丝绸产品包括生丝、绸缎等还在远销欧美、日本、中东等国家和地区，表面上看年度出口金额差不多，但是按照价格和汇率算的话，整个出口总量在减少。
另一方面是企业的用能成本、用工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等四大成本都在迅速上涨。“以用工成本为例，本世纪初劳动工资在600元左右，现在要涨几倍，在3600元左右。但是产品价格的增长却没有那么快。现在‘四险一金’按照工资比例来交，在企业劳动成本中这一项占去40%左右。”凌兰芳说。
苏南地区某人造革制造企业老板何先生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两年经济下行给实体经济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们也有点力不从心。“2016年下半年原材料价格上涨，但销售价格上不去，基本上很少涨，同时整个需求并没有扩大，对利润空间的挤压比前两年更厉害了。”
浙江中南建设(9.770, -0.14, -1.41%)董事长吴建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现在企业税负相对比较重，人工成本也在涨，原材料价格也在上涨，整体来讲，实体经济日子不好过，企业压力比较大。去产能方面，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但有些地方没有真正去帮助企业转型升级，特别是在升级上面缺乏引导和帮助，要分析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什么，比如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如何去帮助它们一起解决这些问题，一步步推进，要允许它们有时间去升级，一步到位的可能性相对比较小。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自2012年3月以来，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连续54个月呈现同比负增长，2016年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0.1%，首次由负转正。但整个2016年，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4%。
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出现-2.3%的增长;2016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8803.2亿元，比上年增长8.5%。
“尽管2016年工业企业效益有所好转，但与上年利润下降形成的低基数有一定关系，两年利润平均增长尚不及生产增长。”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工业效益处处长何平认为，目前，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依然错综复杂，工业经济向好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结构不合理、回款难、费用高依然拖累企业盈利。
自2011年起，受周期性、体制性和结构性因素影响，民间投资开始下行。2016年1~8月中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6月，民间投资当月同比增速下滑至-0.01%，进入负增长区间。而前些年民间投资基本上都有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
长三角地区是全球重要制造业基地，此前曾有媒体对该地区三省一市(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上海市)上市公司2015年的中报业绩做过统计，三省一市上市公司中报利润负增长比例均超过30%，其中，安徽最高，为49%;苏、浙、沪分别为40%、38%和33%。
数据显示，三省一市制造业上市公司共600家，其中净利润为负数的有63家，即长三角地区有一成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年中报亏损。
凌兰芳说，传统制造业根本问题是效率低下、成本高企，许多工艺设备非常落后，原料质量下降而价格猛涨。一方面迫切需要转型升级，另一方面资本和人才却加快逃离。高科技附加值目前还跟不上，而低成本优势已经丧失，于是进退维谷，陷入困境。传统制造业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凤凰涅槃。
税负重，成本上升
“税负很重，主要体现在增值税方面，每个环节都要交税，税大概是利润的三倍，利润微乎其微。比如企业一年交1000万元的税，利润可能不到300万元。”凌兰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产业有起落，但一般来说税收是利润的两倍。这已经算好的企业了，很多企业连税都交不出来，税一交就亏损了。
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也认为，企业负担的税费太高，是我国经济持续低迷的一个真实原因。
李炜光于2016年上半年在全国四个城市采集了一百多个样本，四个地区调研结果一样。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的比例很高，达到87%，认为税负可以接受的仅占8%，认为较轻和很轻的仅占1%。调研中发现，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约40%，大部分企业利润率都不到10%，很多企业不堪重负倒闭。
凌兰芳对记者谈到，由于成本太高，我们已经在一般竞争领域中失去了优势，中国纺织的活力渐渐衰退。
以丝绸加工成本为例，中国无法跟罗马尼亚、土耳其、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泰国等南亚、东南亚和欧亚一些国家去比拼，并不是中国的加工工艺不行，到现在为止中国制造品的性价比在国际上还是领先的，而是企业成本高、负担重，竞争力在减退。像柬埔寨这些国家为了招商引资，各项成本就很便宜，而泰国的招商引资则实行八年减免税，其劳动工资是中国的三分之一。突尼斯也在购买中国丝绸原料用以加工出口。
“回到原先的低成本显然不可能，出路只有创新。我们现在被逼往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凌兰芳忧心忡忡道，即使是转型升级走高科技的道路，也需要技改、需要人才、需要资本，但国家在引导传统制造业解困脱围、转型升级方面，措施、办法还不多，示范典型少，即使有也很难学习模仿。
吴建荣还对记者谈到制造业目前土地供给的难题。“制造业需要的土地面积相对会比较大，因而有些地方不太愿意把土地给制造业，即使供给，价格也会比较高。这个产品是要在国内和国际上竞争的，土地价格高，成本比别人高，优势就没有了，再加上制造业本来利润就比较低，竞争力也就不强。”
正是经历了这么多难题之后，很多原本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在被上市公司收购掉或因征地被拆迁掉之后，企业主手里拿着一两个亿，不再搞制造业，而是用于投资、理财。
吴建荣告诉记者，做实体经济风险太大，一是需要征地，政府拿地也有困难，二是征好地后，还要借款投资，弄得不好连本带利都没有，到时候还可能变成负债。他们会觉得还是理财稳当一点，有一两个亿理财的话，理财赚的钱每年一家子也花不光。“如果大家都这么弄，都不搞实体经济，怎么办?现在搞投机的人多，搞投资的人少，搞实业的人更少。”吴建荣不乏担忧。
凌兰芳对记者谈到，现在实体经济的财富增长比不过虚拟经济，大量优质资源都往虚拟经济跑，往房地产、金融、IT 这些岔道走，实体经济就相对干枯，将来后果会很明显。“其实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经济体量这样雄厚，对实体经济还是非常重视，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鼓励实体经济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难
一些从事传统产业的企业家这些年一直承受着双重压力，他们告诉记者，他们最害怕的不是政府埋怨他们业绩上不去，而是银行抽贷，宁可虚报业绩也要保持贷款稳定不被抽走，一旦让银行知道经营业绩在下滑，立马被抽贷不留情。银行怕贷出去收不回，企业怕还回去就再借不出来，互相提防，两头害怕。于是银行千方百计加“保险”，除了正常抵押担保外，再让企业经营者的个人财产去“加保”，一旦出现风险，企业与创业者两完。有一位在二线城市从事制造业出口的老总由此推断，真正的企业经营状况可能比统计数据要差，风险正在不断加大。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民营企业家们都谈到了融资难、融资贵这个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的发展。
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贵是世界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国有企业因为有政府隐性担保而在融资上受到了各种优待，中小企业(大部分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不仅要承担更高的成本，而且难以申请。
方正证券(8.280, 0.03, 0.36%)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曾撰文指出，从中美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的民营企业高度依赖内源性融资(包括自有资本和留存收益)，这一部分占比高达60%，而美国的对应比例只有30%;另外，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比例(20%)远低于国外类似的企业(42%)，实际需求远远未得到满足。对于1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申请银行贷款被拒绝的可能性超过了50%，融资难的问题远远没得到解决。“其他”一项中国占比将近20%，这里可能包括融资利率更高的民间借贷。
“银行基本不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中小企业已占有的贷款额度只减不增，银行还要在利息之外收取所谓的服务费。中小企业不能获得银行的支持就只能靠民间借贷，利息会很高，可谓雪上加霜。但银行会支持政府做基础设施，支持央企做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甚至无限制给予。”吴建荣告诉记者，当时中央提出来做PPP项目，是要利用民间资金、社会资金投基础设施，但现在都是央企、国企在投，民企轮不到投，中小企业就更难了。
“我们企业规模还算比较大的，如果有比较好的项目，银行也愿意给钱，但政府不敢给我们做项目，怕人家说是不是得了民营企业的好处。但项目给央企、国企做，再高的价格也没问题。这对民营企业不公平，民企投资增速下降也是有各种原因的。”吴建荣谈道。
凌兰芳也对记者表示，实体企业都是短期融资，这头借，那头还，借新还旧，时间又短，效率发挥受到影响，银行还在基准利率上上浮，民企融资因此要贵很多。而且很多小企业借不到钱，通过民间借贷融资，利息翻一两倍都有。
冯立果告诉记者，我们的金融系统是大银行、大国企、大工程项目三位一体、互为依赖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资金价格相对比较低，大银行给大国企的大工程项目提供贷款，价格都在4%左右，房地产稍高一点在10%左右。“国有大企业大工程项目占有了大量的低价格贷款资源，且人为压低价格，给予中小企业的贷款量肯定减少，而且需求量那么大，价格就高。如果中小企业能以10%的价格拿到贷款已经烧高香了，再通过担保公司的话，要15%了。”
“但在国外，像美国的贷款利率原先是0，欧洲有些国家甚至是负利率，资金成本非常低。国内国外一比较就会发现国内的资金成本要高很多。”冯立果补充道。
出路何在
那么要振兴实体经济，出路在哪里?
凌兰芳认为，首先国家在这方面要有顶层设计，要有方向和线路图，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要调整，是否准备好忍受阵痛。因为届时会有大批的中小企业倒闭，迈向高科技的一年半载又上不去。而如果要慢慢转，那么技术、资金和人才这三要素通过哪一个办法来给予解决，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同时，凌兰芳也建议税负和劳动用工的调整。“从金融危机到现在连续将近七八年的经济下行态势，原来的税负政策、用工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的一些配套是否符合?如果不符合就得调整，税负首先得调整;劳动用工方面，劳动合同法也要进行调整，提供劳动用工的灵活性，首先要保证企业能生存，劳动用工要促进企业发展。而现在的劳动用工不符合我们目前社会经济结构的现状，优秀人才又招不进来，低劣的劳动用工又辞退不去，这就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吴建荣也提出，政府应该在对中小企业减免税费方面多多关心。另外，给中小企业一些贴息，政府搞一些担保制度给它们做担保。因为中小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如果没有这块资金，很难转型升级。
冯立果分析说，中国制造业衰微的深层次原因还是过多的行政管制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包括对劳动力、资金和生产要素等的管制。
比如，在对劳动力的管制方面，由于计划生育，使劳动力紧张大概提前了10年，人口红利也提前10年结束，现在，低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没有了。
在对生产要素的管制方面，国内的油、天然气、糖、煤炭、铁矿石、棉花等价格都要比国外高。其中，棉花要比国外普通市场价格每吨高几千块钱，但我们有棉花收储体制。企业不能向国外直接买棉花。必须买一部分中储棉的棉花，再去国外进口。这些上游的原材料的核心问题在于寡头垄断，市场供给不足，从而导致价格很高。
冯立果认为，现在的这种生产关系比较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不是去改生产产品的企业，改革约束企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
根据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的计算，2014年中国财政供养的各类人员规模为7600万，比2007年增加了900万，官民比例高达1∶19。一个人按10万元算，包括工资、社保等在内，就是7.6万亿元，这些支出是刚性的，这就造成了上层建筑负担重。
2014年GDP达60万亿，但政府通过税收、各种费、各种基金等收走了24万亿，占三分之一还多，留给企业和居民的不到三分之二。
“减税已经说了好多年，但大规模减税还做不到。”冯立果说，中国现在每年有固定的大量财政支出，比如7600万人吃财政饭的这笔刚性支出，这些制约性因素造成很多政策难以真正落实下去，放松管制、解放生产力无法深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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