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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服务产业武汉样本：代理人制度瓶颈待破
添加日期：2016年04月28日
“政策的导向越发明确，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4月26日，一券商机构研究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知识产权服务产业有望达到万亿规模。
这天也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但当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服务行业，还面临盈利模式单一、从业主体单一，企业规模小、散等痛点，这一市场规模要形成，还需要突破许多障碍。
“知识产权服务最主要的功能不仅是保护知识产权，更重要的还要促进贸易。”作为一家在武汉摸爬滚打多年的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创始人，余浩表示，专利信息化、专利交易等业务的需求量在增加，并倒逼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产业进行新一轮转型。
传统模式
对比具备资源、信息、人才等各方面的优势的北京来说，武汉的知识产权服务产业起步相对较晚。
2006年，从事专利代理多年的余浩走上创业之路，其通过合伙人的模式，成立武汉捷诚信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捷诚信通”)，即北京捷诚信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捷诚信通”)的武汉分公司。在新公司的管理分工中，北京捷诚信通进行品牌输出及业务框架、管理模式等梳理，但具体执行及运营则由余浩及其团队负责。
“这是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扩张的通用做法。”上述研究员表示，与其他行业不同，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对当地资源的依赖性更强，若在当地落地，需要有对本地市场熟悉的人士和资源进行开拓，而合伙人制更适合这个行业。
不过，虽有资源和人脉优势，在武汉捷诚通信成立初期，余浩业务推进的也很艰难。“当时武汉的市场还不够成熟。”余浩说，各企业对专利维护的意识不够强，很多企业甚至没有自己的专利，需求不明显。
而当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业务模式也十分单一，即帮助企业进行专利申请代理，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而这部分利润很微薄。
余浩面临的利润瓶颈直到2009年前后才被打破。他回忆，当时，国内企业开始形成知识产权维护意识，中国的专利代理申请量也快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全球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
但盈利模式上，传统的专利申请代理服务费开始固化，在武汉市场，发明专利代理每件5000元左右，实用性专利代理费每件2500元左右，外观设计专利则每件在1500元左右。而在全国一线城市，部分具备品牌和规模的事务所，收费可高出一倍。
“但基础业务到了一定峰值，对企业的利润贡献会再度下降。”余浩说，中国的专利申请规模扩大后，基础的代理业务对产业贡献值也下降，传统企业基本靠走量维持生存。
新赢利点
转机再度出现。
事实上，在完整的知识产权服务领域，专利代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知识产权领域，综合咨询类市场需求正在兴起，其中一种成熟的模式则是专利信息化，即利用现有的专利文献，对企业自身的研发路径进行指导，对法律风险进行预判，对未来的研发方向进行规避设计等。
全世界大概有90%的科技信息通过专利公开，在掌握了上万件或几万件专利后，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可以对企业的科研方面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这种变化最先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现，身处武汉的余浩也加紧启动转型。
2009年，余浩购买数据库，搭建了专利信息化的基本框架。而在专利信息化业务中，数据的运营是关键，项目的收费方式在武汉一般单个项目收费在几十万元到百万元左右，“衡量收费标准的关键是这个项目检索数据量的大小，如若需检索的专利达几万件，项目周期需半年到一年，收费就比较高，而一般专利信息化项目的周期为3-4个月。”
在余浩看来，这一新盈利模式还有可深挖的空间。其指出，如今国家鼓励大众创新，但对创新性的企业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知识产权保护，因此，知识产权服务事务所还会与律师事务所嫁接，即专利申报之初介入，此后与律师团队配合，针对公司的知识产权体系，可配套提供有效的法律咨询。因此，在2013年，余浩再度引进一家新的律所，对公司业务形成一定的补充。
这一新模式的拓展，让余浩的事务所有了很大的改观，“目前公司的基础专利案件超过每年千件，而每年的专利信息化项目固定还有2-4个推进。”余浩说。
此外，专利交易业务的苗头也在兴起。余浩说，大多数企业是没有专利的，他计划利用全国的渠道，收集各个行业的专利进行分类，出售给没有专利的企业，由此形成完整的服务链条，打通产业链。
潜力
政策的引导因素还在增强。
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据了解，上述《意见》发布后，有关方面推出《专利法》初步修改意见稿，“我们预计整个知识产权服务市场的规模在万亿以上。”国泰君安在一份研报中透露，而目前草根调研数据显示，当前的市场规模仅8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服务产业未来的成长空间巨大。
当前知识产权服务产业还不够成熟。余浩透露，相关数据显示，到2015年全国有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约1100多家，职业代理人达1万多人，而在武汉市场预计有执照的企业大概20多家，但一些待批企业未作统计。
“对企业运营来说，最大的难点是管理。”余浩说，知识产权行业是个性化很强的行业，其从业人员也是相对高知人群，个性化很强，可替代性也较弱，因此当面临公司的经营与个人个性矛盾的地方，调节的难度较大。
从成本构成上来看，人力成本在公司整体运营成本中占比也最大。上述研究员也表示，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是一个轻资产的行业，如果以一个规模为千万元的中型事务所为例，一般人工成本占比从以往占比30%左右，已上涨至40%-50%。
不仅如此，《代理人管理条例》还限制了这个行业的资本化。作为一个企业化运作的行业，因为上述条例的存在，要求股东和合伙人必须是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的专业人士，且必须达到一定的从业年限。但上市企业的股东面向全社会，“这是天生的矛盾”。上述研究员也表示，此前，上海曾有一家专利代理事务所申请IPO，为绕开这一程序的问题，公司采用居间模式，即公司通过介绍业务给另一家具备资格的事务所，收取居间费用作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但仍未获证监会通过”。
不过，这一政策有望放开。上述研究员也指出，《专利法》修改后，对专利服务机构的外延扩大了很多，而上述《意见》中也明确，今后政策也可能对机构股东放开，预计今明两年会有初步的改革。
这天也是世界知识产权日。但当下的中国知识产权服务行业，还面临盈利模式单一、从业主体单一，企业规模小、散等痛点，这一市场规模要形成，还需要突破许多障碍。
“知识产权服务最主要的功能不仅是保护知识产权，更重要的还要促进贸易。”作为一家在武汉摸爬滚打多年的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创始人，余浩表示，专利信息化、专利交易等业务的需求量在增加，并倒逼中国知识产权服务产业进行新一轮转型。
传统模式
对比具备资源、信息、人才等各方面的优势的北京来说，武汉的知识产权服务产业起步相对较晚。
2006年，从事专利代理多年的余浩走上创业之路，其通过合伙人的模式，成立武汉捷诚信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捷诚信通”)，即北京捷诚信通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捷诚信通”)的武汉分公司。在新公司的管理分工中，北京捷诚信通进行品牌输出及业务框架、管理模式等梳理，但具体执行及运营则由余浩及其团队负责。
“这是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扩张的通用做法。”上述研究员表示，与其他行业不同，知识产权服务行业对当地资源的依赖性更强，若在当地落地，需要有对本地市场熟悉的人士和资源进行开拓，而合伙人制更适合这个行业。
不过，虽有资源和人脉优势，在武汉捷诚通信成立初期，余浩业务推进的也很艰难。“当时武汉的市场还不够成熟。”余浩说，各企业对专利维护的意识不够强，很多企业甚至没有自己的专利，需求不明显。
而当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的业务模式也十分单一，即帮助企业进行专利申请代理，收取一定的服务费，而这部分利润很微薄。
余浩面临的利润瓶颈直到2009年前后才被打破。他回忆，当时，国内企业开始形成知识产权维护意识，中国的专利代理申请量也快速增长，并逐步成为全球专利申请量最大的国家。
但盈利模式上，传统的专利申请代理服务费开始固化，在武汉市场，发明专利代理每件5000元左右，实用性专利代理费每件2500元左右，外观设计专利则每件在1500元左右。而在全国一线城市，部分具备品牌和规模的事务所，收费可高出一倍。
“但基础业务到了一定峰值，对企业的利润贡献会再度下降。”余浩说，中国的专利申请规模扩大后，基础的代理业务对产业贡献值也下降，传统企业基本靠走量维持生存。
新赢利点
转机再度出现。
事实上，在完整的知识产权服务领域，专利代理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在知识产权领域，综合咨询类市场需求正在兴起，其中一种成熟的模式则是专利信息化，即利用现有的专利文献，对企业自身的研发路径进行指导，对法律风险进行预判，对未来的研发方向进行规避设计等。
全世界大概有90%的科技信息通过专利公开，在掌握了上万件或几万件专利后，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可以对企业的科研方面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指导。
这种变化最先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出现，身处武汉的余浩也加紧启动转型。
2009年，余浩购买数据库，搭建了专利信息化的基本框架。而在专利信息化业务中，数据的运营是关键，项目的收费方式在武汉一般单个项目收费在几十万元到百万元左右，“衡量收费标准的关键是这个项目检索数据量的大小，如若需检索的专利达几万件，项目周期需半年到一年，收费就比较高，而一般专利信息化项目的周期为3-4个月。”
在余浩看来，这一新盈利模式还有可深挖的空间。其指出，如今国家鼓励大众创新，但对创新性的企业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做知识产权保护，因此，知识产权服务事务所还会与律师事务所嫁接，即专利申报之初介入，此后与律师团队配合，针对公司的知识产权体系，可配套提供有效的法律咨询。因此，在2013年，余浩再度引进一家新的律所，对公司业务形成一定的补充。
这一新模式的拓展，让余浩的事务所有了很大的改观，“目前公司的基础专利案件超过每年千件，而每年的专利信息化项目固定还有2-4个推进。”余浩说。
此外，专利交易业务的苗头也在兴起。余浩说，大多数企业是没有专利的，他计划利用全国的渠道，收集各个行业的专利进行分类，出售给没有专利的企业，由此形成完整的服务链条，打通产业链。
潜力
政策的引导因素还在增强。
2015年12月，国务院发布《新形势下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明确要深化知识产权领域改革，加快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据了解，上述《意见》发布后，有关方面推出《专利法》初步修改意见稿，“我们预计整个知识产权服务市场的规模在万亿以上。”国泰君安在一份研报中透露，而目前草根调研数据显示，当前的市场规模仅800亿元左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服务产业未来的成长空间巨大。
当前知识产权服务产业还不够成熟。余浩透露，相关数据显示，到2015年全国有知识产权代理机构约1100多家，职业代理人达1万多人，而在武汉市场预计有执照的企业大概20多家，但一些待批企业未作统计。
“对企业运营来说，最大的难点是管理。”余浩说，知识产权行业是个性化很强的行业，其从业人员也是相对高知人群，个性化很强，可替代性也较弱，因此当面临公司的经营与个人个性矛盾的地方，调节的难度较大。
从成本构成上来看，人力成本在公司整体运营成本中占比也最大。上述研究员也表示，知识产权服务行业是一个轻资产的行业，如果以一个规模为千万元的中型事务所为例，一般人工成本占比从以往占比30%左右，已上涨至40%-50%。
不仅如此，《代理人管理条例》还限制了这个行业的资本化。作为一个企业化运作的行业，因为上述条例的存在，要求股东和合伙人必须是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的专业人士，且必须达到一定的从业年限。但上市企业的股东面向全社会，“这是天生的矛盾”。上述研究员也表示，此前，上海曾有一家专利代理事务所申请IPO，为绕开这一程序的问题，公司采用居间模式，即公司通过介绍业务给另一家具备资格的事务所，收取居间费用作为公司的主营业务，“但仍未获证监会通过”。
不过，这一政策有望放开。上述研究员也指出，《专利法》修改后，对专利服务机构的外延扩大了很多，而上述《意见》中也明确，今后政策也可能对机构股东放开，预计今明两年会有初步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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