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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常态”到“中国梦”的经济路径
添加日期：2014年10月29日
本届政府履新以来，市场对经济增速目标是高还是低一直存在争论，甚至对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也有分歧。在这些争论背后，实际反映出了各方对中国中长期和短期经济运行看法的不统一。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自此“新常态”就成为描述中国经济运行被使用最为频繁的关键词。
究竟什么是新常态？对此的明确十分重要，因为这是理解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的唯一重要前提。在笔者看来，新常态包括顺序不可颠倒的两个内容：第一是在新的红利因素集中释放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期减速阶段；第二是，中国经济增速重新进入回升期，需要保证全面改革顶层设计的落地，因此要求短期的经济波动不能失序。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点在逻辑关系上是有主次之别的。
首先，对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期减速阶段判断的理由，归纳起来就一个“贵”字——中国经济变“贵”了。“贵”的影响力与传导链条体现为：因为劳动力涨价，投资回报率下降，财务成本抬高，进而使实体经济盈利变弱。而按照蔡昉等人研究，在既定的要素组合不变条件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于2012年降至8%以下之后，2015年将进一步降至7%以下，2020年则会降至6%以下。
其次，中国经济增速能否重新回升，则取决于18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落地。这也是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讲话的重点所在。会上，他指出“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以笔者对此的理解，“两个平衡点”就是强调短期的经济运行不能和中期发展脱节。何谓脱节？仅就经济增速而言，就是短期内经济的实际增速不能明显与潜在的增长率背离太多，即短期的经济波动不能失序。
如果再进一步将上述理解延伸，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来说明（，E表示能量，m代表质量，而c则表示光速常量），新常态的经济运行就具体化为：不再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转为追求经济质量，最终目标则是实现中国经济的能量，即习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国梦”。
细观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均直接或间接的与如何看待经济增速和经济质量之间的关系有关，其中又以“融资贵”问题表现较为突出。实际上，在2012年之前，资金价格基本和经济增速同向变化，即每当在经济上行期，资金价格上涨；反之在经济下行时，资金价格回落。但这一经验规律在2012年之后，就不再有效——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的同时，市场利率一直处于高位，且在货币当局不断释放流动性的背景下，市场利率上行压力始终没有消除。
究其原因，主要是前期债务的积累。目前，仅存量债务一年就需要利息支出5-7万亿元，规模超出GDP的十分之一，所以目前刚性融资需求已经对投入经济增长中的新增资金形成严重的挤占，也就不难理解在货币供给没有明显收紧的环境下，经济增速始终面临下行压力。
虽然今年以来，央行采取多项“定向”工具来缓解经济动力不足问题，但由于大量的“财务软约束”实体融资需求的存在，实际上造成了依靠总量的宏观手段难以有效进行结构调整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则反映出中国经济质量和增速的背离。
任何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均可由表及里地具化为三个层次的矛盾。首先是流通环节的矛盾，进而是分配环节的矛盾，在上述两个层次之下，最基础和核心的是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与之相对应的具体经济研究领域，则是金融学、财政学和产业经济学。如果一个经济问题已经具体分析到产品层面，那么经济学领域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其他领域的任务了。而如何让这一过程以最高效率推进，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才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表述的本意。
经济质量取决于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化解。因此，在“新常态”经济运行期内，如何凸现出“新”字才是重点，即对于新增长点的把握。这取决于政府和市场能否对现实和潜在需求全面了解，并不断提升供给层面的技术手段，使之能够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做出相应调整之后（体现在政府的倾斜和侧重），实现规模效应，如果做到了，增长点就找对了。但这一调整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独立能完成的，也要更多地依靠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领域。同时，宏观调控还要防止陷入为规避“搞大规模刺激”的质疑，而忽视基本的经济运行和逆周期干预的基本原理。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自此“新常态”就成为描述中国经济运行被使用最为频繁的关键词。
究竟什么是新常态？对此的明确十分重要，因为这是理解经济运行和宏观政策的唯一重要前提。在笔者看来，新常态包括顺序不可颠倒的两个内容：第一是在新的红利因素集中释放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期减速阶段；第二是，中国经济增速重新进入回升期，需要保证全面改革顶层设计的落地，因此要求短期的经济波动不能失序。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点在逻辑关系上是有主次之别的。
首先，对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期减速阶段判断的理由，归纳起来就一个“贵”字——中国经济变“贵”了。“贵”的影响力与传导链条体现为：因为劳动力涨价，投资回报率下降，财务成本抬高，进而使实体经济盈利变弱。而按照蔡昉等人研究，在既定的要素组合不变条件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于2012年降至8%以下之后，2015年将进一步降至7%以下，2020年则会降至6%以下。
其次，中国经济增速能否重新回升，则取决于18届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落地。这也是7月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讲话的重点所在。会上，他指出“准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的平衡点，准确把握近期目标和长期发展的平衡点”。以笔者对此的理解，“两个平衡点”就是强调短期的经济运行不能和中期发展脱节。何谓脱节？仅就经济增速而言，就是短期内经济的实际增速不能明显与潜在的增长率背离太多，即短期的经济波动不能失序。
如果再进一步将上述理解延伸，借用物理学中能量与质量和速度的关系来说明（，E表示能量，m代表质量，而c则表示光速常量），新常态的经济运行就具体化为：不再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转为追求经济质量，最终目标则是实现中国经济的能量，即习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国梦”。
细观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均直接或间接的与如何看待经济增速和经济质量之间的关系有关，其中又以“融资贵”问题表现较为突出。实际上，在2012年之前，资金价格基本和经济增速同向变化，即每当在经济上行期，资金价格上涨；反之在经济下行时，资金价格回落。但这一经验规律在2012年之后，就不再有效——经济增速不断下行的同时，市场利率一直处于高位，且在货币当局不断释放流动性的背景下，市场利率上行压力始终没有消除。
究其原因，主要是前期债务的积累。目前，仅存量债务一年就需要利息支出5-7万亿元，规模超出GDP的十分之一，所以目前刚性融资需求已经对投入经济增长中的新增资金形成严重的挤占，也就不难理解在货币供给没有明显收紧的环境下，经济增速始终面临下行压力。
虽然今年以来，央行采取多项“定向”工具来缓解经济动力不足问题，但由于大量的“财务软约束”实体融资需求的存在，实际上造成了依靠总量的宏观手段难以有效进行结构调整的困境，而这一困境则反映出中国经济质量和增速的背离。
任何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均可由表及里地具化为三个层次的矛盾。首先是流通环节的矛盾，进而是分配环节的矛盾，在上述两个层次之下，最基础和核心的是生产和消费间的矛盾；与之相对应的具体经济研究领域，则是金融学、财政学和产业经济学。如果一个经济问题已经具体分析到产品层面，那么经济学领域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接下来就是其他领域的任务了。而如何让这一过程以最高效率推进，政府作为宏观调控者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才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表述的本意。
经济质量取决于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化解。因此，在“新常态”经济运行期内，如何凸现出“新”字才是重点，即对于新增长点的把握。这取决于政府和市场能否对现实和潜在需求全面了解，并不断提升供给层面的技术手段，使之能够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做出相应调整之后（体现在政府的倾斜和侧重），实现规模效应，如果做到了，增长点就找对了。但这一调整不仅仅是经济学领域独立能完成的，也要更多地依靠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其他领域。同时，宏观调控还要防止陷入为规避“搞大规模刺激”的质疑，而忽视基本的经济运行和逆周期干预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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