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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十条”修复毒地前传：国家试点秘而不宣
添加日期：2016年05月27日
旨在修复毒地的“土十条”国家行动计划即将颁布，在此之前，国家已在全国各地实施了名目繁多的试点，但大多都秘而不宣。“是到了梳理的时候了。客观地评估示范成果，总结经验、反省过失，是修复行业走向成熟的理性选择。”
“这可是敏感词啊!”2015年，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竞争性评审项目下发了28亿元资金，第一个开工的是云南省陆良县历史堆存渣场污染土壤修复治理项目。但这个在2011年因非法倾倒铬渣而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县城拒绝了采访。
在全国土壤污染总点位超标率已高达16.1%的局势下，旨在指导土壤修复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颁布在即。可是，那些年动辄耗资数亿元的土壤修复试点，目前大多秘而不宣。
“项目才刚刚开始招投标，你们明年再来采访吧。”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东安县、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均获得了2015年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示范项目资金，但都婉拒了采访。
土壤污染修复分为场地、耕地和矿区，在公开称谓上，它们大都被定义为“某地块”。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搜寻了多个试点项目，发现它们有的是上世纪开矿的矿区，比如湖北大冶、广西河池。有的是电镀区、电子垃圾拆解地，如珠三角、浙江台州。有的是铅蓄电池生产地，比如重庆市巴南区、浙江长兴县。有的曾是铬盐产地，比如青海湟中。有的只是单纯的污水直排灌区，比如甘肃白银。
实际上，专事土壤修复的示范项目并不多，更多的是其他类型的国家专项里，会涉及土壤修复。据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类似的试点项目有上百个。
连名字都如此敏感，相应的试点总结更难得一见。南方周末记者遍访试点相关人员，以管窥试点的经验得失。
“是到了梳理的时候了”
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铁站施工工人中毒，中国的毒地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要找到中国第一个土壤修复的试点却不容易。
中环循环境技术中心主任龚宇阳印象中，2007年前后开始的重庆天原化工场地修复项目应该是国内第一个从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到修复和验收的完整案例。项目后被评为环保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也是中国污染场地修复项目的第一个奖。
2009年涉足土壤修复领域的广西博世科(30.200, 0.00, 0.00%)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称参与了多个国内“第一”的项目。全国最大的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则认为其在2012年承担的原武汉染料厂生产场地复合污染修复，是国家发改委首个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工程。
多个项目自称“首家”并不为奇，因为这些国字头的试点名目纷繁，甚至还包括“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它们不一定是土壤专项，但土壤修复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比如，试点项目治理的污染物不同，有的是重金属，有的是有机物，还有的是复合污染。范围也不同，有的是地域性的，比如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有的是跨区域的，比如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分管的单位也包括发改委、农业部和环保部等，甚至在环保部内部还来自不同的部门。
同一个地区也可申请多笔资金，很难归属于某个示范项目。据当地提供的资料，比如在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重金属污染治理、全国老工业基地整体搬迁项目节能减排绿色搬迁专项、工矿棚户区搬迁改造……多个项目都给竹埠港工业园区治理提供了资金，每一笔资金均以千万甚至亿元计数。
这些年国家资助了哪些项目，起到了什么示范作用?多位受访者表示：范围太大、内容太多，很难理清。
“是到了梳理的时候了。”龚宇阳说，“客观地评估示范成果，总结经验、反省过失，是修复行业走向成熟的理性选择。”他记得业内人士多次呼吁梳理已有的试点，环保部固废中心曾试图出版示范项目的案例集，中环循还曾交过案例，但至今尚未见出版。
工业地块：“小而严”
根据已有报道，场地(指工业地块，集中在城市)和耕地是“土十条”关注的重点。场地修复的相关试点，从技术到管理以及资金，都已积累了不少经验。
“小而严”是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的场地修复试点的特点。比如在大地益源修复有限公司总经理辜晓平的印象中，公司承担过江苏溧阳农药场地修复。公司通过招投标拿到这个世界银行的项目，虽只有300万元，却使用了四种技术，方案由环保部委托南京环科所设计，验收由环保部组织。
当时没有相关技术与标准的导则，只能参考国际标准，试点中的经验对以后的工作仍大有裨益。比如在工厂拆迁之前，修复公司就要进入，以防止拆迁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参与评估的龚宇阳点评说，这次示范最大亮点是首次解决了农药生产设施的无害化处理问题，最终还出了导则。
项目在信息公开上也有启示。“施工之前要求公告周边百姓，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辜晓平记得一开始要公告时，大家还有顾虑，怕引起恐慌，结果公众很支持。所以在后续项目中，公司都会找来当地政府各个部门、街道办，告知修复情况，甚至还安排修复的参观路线。
在湖南，重金属土壤修复的规范流程已日臻娴熟。湖南凯天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总工史学峰发现，在2009年刚刚启动时，企业的利润还比较高。
现在业主对于流程已相当熟悉，连征地、搬迁费用都愈发规范，工程公司的利润低多了。以前还曾出现农民为了一棵橘子树的补偿而阻工，得当地政府出头帮忙协调，现在则少得多。
进一步的，不仅是修复项目，场地修复在管理上也有试点。2014年环保部选择了湖南、重庆以及江苏常州、靖江开展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环保部
曾向媒体解释过试点的背景：“我们选取了一个省、一个直辖市、一个地级市和一个县级市作为试点，这些试点的共同点在于其前期基础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如果这些试点成效显著，我们将择机向全国推广。”
这也是南方周末记者唯一找到的针对土壤修复监管的试点项目。
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杨军就记得，在公司中标修复的污染场地中，靖江当地的环保部门不知道如何验收，还委托了环保部的专家编制了验收表。
重庆在2015年排查出疑似污染场地387块，湖南省环保厅提供的数据也显示，湖南筛查出891个重金属污染场地，分级排序建立了重金属污染场地数据库。
这些都已经和“土十条”摸清底数、开展详查的要求非常接近。“为下一步建立潜在污染场地清单信息数据库及‘土十条’项目储备库提供了支撑。”重庆市环保局回复称。
而在国家相关的标准还没有修订之前，湖南和重庆的管理办法和地方标准都已先行颁布。
耕地：敏感、无定论
因可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污染场地修复的商业模式已较为清楚，这些年来的国家试点项目已经减少。对于耕地而言，专门的土壤修复的项目不多，主要依托于重金属污染防治。
2013年，在广西河池，历时两年的“大环江河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项目”一期工程耗资两千多万元，修复了1280亩受到砷、铅、镉、锌等重金属污染的农田，被媒体解读为“环江模式”。
作为技术支撑单位负责人，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认为环江从技术和产业模式上都有了探索——政府主导，科技支撑，企业参与，农民实施的模式把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调动了起来。
不过，相较于场地，耕地修复的经验要少得多，在有着“镉米”难题的湖南亦是如此。据凯天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李娟介绍，湖南的耕地都还在做试点，没有成熟的技术和模式，规模都不大。公司计划今年以1000亩为单位，在修复的耕地上种植有机食品提高价格，逐步推广。
其他的重金属示范区也尝试修复耕地，但最终还是因为成本太高而放弃。在铜产量连续18年同行业全国第一的甘肃白银，废水污灌造成了流域七千多亩农田重金属严重污染。虽然获得了7.2亿元的专项基金，但用于农田修复的并不多，只修复了65亩农田，因每亩成本高达10万元而未能大规模推广。
“我们想寻找既经济又实用的技术来治理农田，但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技术和标准。”白银市环保局总工张琼说，“修复完以后虽然重金属不超标了，所用的试剂会不会形成二级污染?是不是可能比重金属还严重?这些都没有定论。”
多位专家表明，国外几乎没有耕地污染，无法借鉴经验，而国内已有科研成果的应用也不多。比如“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农田综合防治与修复技术研发”重点专项2016年度申报指南就直接指出：我国在近十年中针对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形成的理论和技术多数仅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里。相较于场地，耕地示范区的另一特点是地偏，敏感，大部分地区不太愿意接受采访。
环保组织申请信息公开也杳无音信。湖南省环保组织曙光环保在实地调研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便三次向当地环保局申请《石门雄黄矿区砷污染综合治理工程(一期、二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但都没有回应。
陈同斌坦陈，环江农田土壤修复的效果，验收结果，钱花的是否合理，都有第三方监理和评估报告。但项目涉及到局部地区污染信息，而且管理部门也没有要
求公开。“不是对土壤数据保密，而是担心公开农产品(12.280, 0.00, 0.00%)质量数据，会造成不良影响。”陈同斌说，“以后如果项目管理公开，可能会向公众公开。”
陈同斌觉得，环江农田修复工程除了取得技术和工程突破外，吸引广泛农民参与土壤修复活动，同时还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尤为重要。项目的实施还获得了精神文明典范。环保部曾在环江召开“农田土壤修复现场会”。
评估不足，修复过度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十三五”期间要完成100个农用地和100个建设用地的污染治理试点，建立六个示范先行区。这些内容很可能也会在“土十条”中体现。
这六个示范区包括贵州铜仁、广西河池、广东韶关、湖南常德、浙江台州以及湖北黄石。据专家介绍，这些试点都有前期技术储备和实验，比较成熟，故抽出来作为重中之重来支持。
修复产业界对于迫在眉睫的“土十条”非常期待，却也表示了担忧。反映最多的是前期评估不足以及后期的过度修复。
前期评估好比去医院看病。在台湾，评估要占到土壤修复一半的时间和精力。但现在国内项目申报期限都很短，导致前期评估工作不够细致，后面的工程实施
难免有出入。“如果诊断得不对，很可能将小感冒误诊为大手术，明明是大腿有毛病，却把胳膊切了。”高能环境(26.870, 0.00, 0.00%)修复公司副总经理冯国杰说。
不仅时间短，评估工作在国家拨款之前就要启动，需要事先垫资。所以在项目批下来之前，评估公司的积极性并不高，最终只能是地方政府垫资。“得探索模式调动第三方评估公司的积极性，不然在重点污染区域，十几个项目的评估都要地方政府垫资，根本垫不起。”史学峰说。
对于修复到什么程度就足够了，企业也是没底。多位受访企业人士表示，目前的试点中存在过度修复的情况——如果该场地是用作展览会用地甚至公共绿地，
并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在一些偏远地区，非耕地的土地上切断污染源，做好生态恢复就已足够。“不是修干净，而是减少到可以接受的风险水平。”龚宇阳强调。
对于基层环保部门来说，在示范之外，更希望得到监管方面的指导。“土壤修复这块，我们确实是门外汉，我们学到的知识和接下来的工作不配套，有点着急。”浙江省长兴县环保局污防科科长俞文杰说。在被列为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浙江省长兴县，如何开展铅蓄电池关闭场地治理修复工作，迫切需要技术指导和支持。
陈同斌希望“土十条”中的示范区可以建立起一系列管理模式和制度，如果这样区域性试点取得成功，就可以为提供可复制到全国其他地方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有关部门要筛选和推荐成熟技术，多组织现场会和培训会，也要加强宣传教育和正确引导，“我们要告诉老百姓(45.880, 0.00, 0.00%)土壤污染的问题和危害，但也要让他们建立这样的意识：土壤修复好比量大面广的慢性病，有的可以治疗，但不会短时间解决，需审慎乐观。”
“这可是敏感词啊!”2015年，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竞争性评审项目下发了28亿元资金，第一个开工的是云南省陆良县历史堆存渣场污染土壤修复治理项目。但这个在2011年因非法倾倒铬渣而引起全国媒体关注的县城拒绝了采访。
在全国土壤污染总点位超标率已高达16.1%的局势下，旨在指导土壤修复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土十条”)颁布在即。可是，那些年动辄耗资数亿元的土壤修复试点，目前大多秘而不宣。
“项目才刚刚开始招投标，你们明年再来采访吧。”湖南省怀化市辰溪县、东安县、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均获得了2015年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治理示范项目资金，但都婉拒了采访。
土壤污染修复分为场地、耕地和矿区，在公开称谓上，它们大都被定义为“某地块”。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资料，搜寻了多个试点项目，发现它们有的是上世纪开矿的矿区，比如湖北大冶、广西河池。有的是电镀区、电子垃圾拆解地，如珠三角、浙江台州。有的是铅蓄电池生产地，比如重庆市巴南区、浙江长兴县。有的曾是铬盐产地，比如青海湟中。有的只是单纯的污水直排灌区，比如甘肃白银。
实际上，专事土壤修复的示范项目并不多，更多的是其他类型的国家专项里，会涉及土壤修复。据南方周末记者根据公开资料不完全统计，类似的试点项目有上百个。
连名字都如此敏感，相应的试点总结更难得一见。南方周末记者遍访试点相关人员，以管窥试点的经验得失。
“是到了梳理的时候了”
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铁站施工工人中毒，中国的毒地问题开始受到重视。但要找到中国第一个土壤修复的试点却不容易。
中环循环境技术中心主任龚宇阳印象中，2007年前后开始的重庆天原化工场地修复项目应该是国内第一个从污染调查、风险评估，到修复和验收的完整案例。项目后被评为环保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也是中国污染场地修复项目的第一个奖。
2009年涉足土壤修复领域的广西博世科(30.200, 0.00, 0.00%)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称参与了多个国内“第一”的项目。全国最大的北京建工环境修复有限责任公司则认为其在2012年承担的原武汉染料厂生产场地复合污染修复，是国家发改委首个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工程。
多个项目自称“首家”并不为奇，因为这些国字头的试点名目纷繁，甚至还包括“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它们不一定是土壤专项，但土壤修复是不可缺少的一环。
比如，试点项目治理的污染物不同，有的是重金属，有的是有机物，还有的是复合污染。范围也不同，有的是地域性的，比如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有的是跨区域的，比如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地水质安全保障。分管的单位也包括发改委、农业部和环保部等，甚至在环保部内部还来自不同的部门。
同一个地区也可申请多笔资金，很难归属于某个示范项目。据当地提供的资料，比如在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重金属污染治理、全国老工业基地整体搬迁项目节能减排绿色搬迁专项、工矿棚户区搬迁改造……多个项目都给竹埠港工业园区治理提供了资金，每一笔资金均以千万甚至亿元计数。
这些年国家资助了哪些项目，起到了什么示范作用?多位受访者表示：范围太大、内容太多，很难理清。
“是到了梳理的时候了。”龚宇阳说，“客观地评估示范成果，总结经验、反省过失，是修复行业走向成熟的理性选择。”他记得业内人士多次呼吁梳理已有的试点，环保部固废中心曾试图出版示范项目的案例集，中环循还曾交过案例，但至今尚未见出版。
工业地块：“小而严”
根据已有报道，场地(指工业地块，集中在城市)和耕地是“土十条”关注的重点。场地修复的相关试点，从技术到管理以及资金，都已积累了不少经验。
“小而严”是南方周末记者查询到的场地修复试点的特点。比如在大地益源修复有限公司总经理辜晓平的印象中，公司承担过江苏溧阳农药场地修复。公司通过招投标拿到这个世界银行的项目，虽只有300万元，却使用了四种技术，方案由环保部委托南京环科所设计，验收由环保部组织。
当时没有相关技术与标准的导则，只能参考国际标准，试点中的经验对以后的工作仍大有裨益。比如在工厂拆迁之前，修复公司就要进入，以防止拆迁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参与评估的龚宇阳点评说，这次示范最大亮点是首次解决了农药生产设施的无害化处理问题，最终还出了导则。
项目在信息公开上也有启示。“施工之前要求公告周边百姓，我们在做什么，怎么做。”辜晓平记得一开始要公告时，大家还有顾虑，怕引起恐慌，结果公众很支持。所以在后续项目中，公司都会找来当地政府各个部门、街道办，告知修复情况，甚至还安排修复的参观路线。
在湖南，重金属土壤修复的规范流程已日臻娴熟。湖南凯天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总工史学峰发现，在2009年刚刚启动时，企业的利润还比较高。
现在业主对于流程已相当熟悉，连征地、搬迁费用都愈发规范，工程公司的利润低多了。以前还曾出现农民为了一棵橘子树的补偿而阻工，得当地政府出头帮忙协调，现在则少得多。
进一步的，不仅是修复项目，场地修复在管理上也有试点。2014年环保部选择了湖南、重庆以及江苏常州、靖江开展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环保部
曾向媒体解释过试点的背景：“我们选取了一个省、一个直辖市、一个地级市和一个县级市作为试点，这些试点的共同点在于其前期基础工作开展得比较好，如果这些试点成效显著，我们将择机向全国推广。”
这也是南方周末记者唯一找到的针对土壤修复监管的试点项目。
江苏圣泰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理杨军就记得，在公司中标修复的污染场地中，靖江当地的环保部门不知道如何验收，还委托了环保部的专家编制了验收表。
重庆在2015年排查出疑似污染场地387块，湖南省环保厅提供的数据也显示，湖南筛查出891个重金属污染场地，分级排序建立了重金属污染场地数据库。
这些都已经和“土十条”摸清底数、开展详查的要求非常接近。“为下一步建立潜在污染场地清单信息数据库及‘土十条’项目储备库提供了支撑。”重庆市环保局回复称。
而在国家相关的标准还没有修订之前，湖南和重庆的管理办法和地方标准都已先行颁布。
耕地：敏感、无定论
因可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污染场地修复的商业模式已较为清楚，这些年来的国家试点项目已经减少。对于耕地而言，专门的土壤修复的项目不多，主要依托于重金属污染防治。
2013年，在广西河池，历时两年的“大环江河流域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项目”一期工程耗资两千多万元，修复了1280亩受到砷、铅、镉、锌等重金属污染的农田，被媒体解读为“环江模式”。
作为技术支撑单位负责人，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认为环江从技术和产业模式上都有了探索——政府主导，科技支撑，企业参与，农民实施的模式把各个利益相关方都调动了起来。
不过，相较于场地，耕地修复的经验要少得多，在有着“镉米”难题的湖南亦是如此。据凯天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李娟介绍，湖南的耕地都还在做试点，没有成熟的技术和模式，规模都不大。公司计划今年以1000亩为单位，在修复的耕地上种植有机食品提高价格，逐步推广。
其他的重金属示范区也尝试修复耕地，但最终还是因为成本太高而放弃。在铜产量连续18年同行业全国第一的甘肃白银，废水污灌造成了流域七千多亩农田重金属严重污染。虽然获得了7.2亿元的专项基金，但用于农田修复的并不多，只修复了65亩农田，因每亩成本高达10万元而未能大规模推广。
“我们想寻找既经济又实用的技术来治理农田，但国家并没有明确的技术和标准。”白银市环保局总工张琼说，“修复完以后虽然重金属不超标了，所用的试剂会不会形成二级污染?是不是可能比重金属还严重?这些都没有定论。”
多位专家表明，国外几乎没有耕地污染，无法借鉴经验，而国内已有科研成果的应用也不多。比如“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农田综合防治与修复技术研发”重点专项2016年度申报指南就直接指出：我国在近十年中针对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形成的理论和技术多数仅停留在“实验室”和“论文”里。相较于场地，耕地示范区的另一特点是地偏，敏感，大部分地区不太愿意接受采访。
环保组织申请信息公开也杳无音信。湖南省环保组织曙光环保在实地调研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便三次向当地环保局申请《石门雄黄矿区砷污染综合治理工程(一期、二期)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但都没有回应。
陈同斌坦陈，环江农田土壤修复的效果，验收结果，钱花的是否合理，都有第三方监理和评估报告。但项目涉及到局部地区污染信息，而且管理部门也没有要
求公开。“不是对土壤数据保密，而是担心公开农产品(12.280, 0.00, 0.00%)质量数据，会造成不良影响。”陈同斌说，“以后如果项目管理公开，可能会向公众公开。”
陈同斌觉得，环江农田修复工程除了取得技术和工程突破外，吸引广泛农民参与土壤修复活动，同时还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尤为重要。项目的实施还获得了精神文明典范。环保部曾在环江召开“农田土壤修复现场会”。
评估不足，修复过度
根据《十三五规划纲要》，“十三五”期间要完成100个农用地和100个建设用地的污染治理试点，建立六个示范先行区。这些内容很可能也会在“土十条”中体现。
这六个示范区包括贵州铜仁、广西河池、广东韶关、湖南常德、浙江台州以及湖北黄石。据专家介绍，这些试点都有前期技术储备和实验，比较成熟，故抽出来作为重中之重来支持。
修复产业界对于迫在眉睫的“土十条”非常期待，却也表示了担忧。反映最多的是前期评估不足以及后期的过度修复。
前期评估好比去医院看病。在台湾，评估要占到土壤修复一半的时间和精力。但现在国内项目申报期限都很短，导致前期评估工作不够细致，后面的工程实施
难免有出入。“如果诊断得不对，很可能将小感冒误诊为大手术，明明是大腿有毛病，却把胳膊切了。”高能环境(26.870, 0.00, 0.00%)修复公司副总经理冯国杰说。
不仅时间短，评估工作在国家拨款之前就要启动，需要事先垫资。所以在项目批下来之前，评估公司的积极性并不高，最终只能是地方政府垫资。“得探索模式调动第三方评估公司的积极性，不然在重点污染区域，十几个项目的评估都要地方政府垫资，根本垫不起。”史学峰说。
对于修复到什么程度就足够了，企业也是没底。多位受访企业人士表示，目前的试点中存在过度修复的情况——如果该场地是用作展览会用地甚至公共绿地，
并不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在一些偏远地区，非耕地的土地上切断污染源，做好生态恢复就已足够。“不是修干净，而是减少到可以接受的风险水平。”龚宇阳强调。
对于基层环保部门来说，在示范之外，更希望得到监管方面的指导。“土壤修复这块，我们确实是门外汉，我们学到的知识和接下来的工作不配套，有点着急。”浙江省长兴县环保局污防科科长俞文杰说。在被列为国家重金属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浙江省长兴县，如何开展铅蓄电池关闭场地治理修复工作，迫切需要技术指导和支持。
陈同斌希望“土十条”中的示范区可以建立起一系列管理模式和制度，如果这样区域性试点取得成功，就可以为提供可复制到全国其他地方的经验。
更重要的是，他希望有关部门要筛选和推荐成熟技术，多组织现场会和培训会，也要加强宣传教育和正确引导，“我们要告诉老百姓(45.880, 0.00, 0.00%)土壤污染的问题和危害，但也要让他们建立这样的意识：土壤修复好比量大面广的慢性病，有的可以治疗，但不会短时间解决，需审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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