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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降低企业成本与保障劳动者权益可兼得
添加日期：2016年03月24日
“让企业多减轻一点负担，让职工多拿一点现金”，这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16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五险一金”相关问题时的表态。两会过后，中国多地宣布“五险一金”缓缴、降费率或降低基数，以缓解企业压力。其中上海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三个险种总体费率下降2.5个百分点。
目前中国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率总和占工资的比重较高，造成企业负担过重，而个人获得感也比较差。鉴于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以及企业利润持续下滑，而同期人工工资在过去几年刚性上涨，企业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因此，降低企业过高的社保费用支出可以稍微减轻企业的负担。降低社保费率意在为企业降成本，但也可能出现降低参保职工的待遇的现象。此外，降费也会影响当地社保基金的支撑能力。
企业成本压力过大主要是经济下行的“水落石出”效应，在过去的十几年高速发展过程中，市场需求旺盛导致企业利润也高速增长，尽管生产成本中有太多不合理部分，但是能够被市场扩充带来的优势覆盖。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薪酬水平。为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中国制定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来确保劳动者权益。
在通缩的环境中，中国企业需要降低成本，很多人将持续上涨的人工工资视为一个威胁和可以改变的因素。财政部长楼继伟多次表示，中国的劳动合同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对在职职工保护较多，也是这几年工资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薪酬的过快上涨可能造成企业成本上升，使企业迁至其他国家，最终减少劳动者就业机会，损害的还是劳动者的利益。
必须承认的是，过去几年工资持续上涨并非源于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且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但是，劳动合同法只是提高了企业解雇职工的门槛以及刚性的社保支出，而不是工资上涨的原因。
工资成本大幅上涨的原因主要是2009年开始的经济刺激计划，当时过多的货币流向政府基建项目与地产业，这造成了两个现象：一是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基建行业，建筑就业人数持续多年增加，刺激计划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分流了制造业与一部分服务业就业，造成劳动力市场出现紧张，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招工;二是大量货币流入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货膨胀，大幅提高了就业者的生活成本，最低工资水平不得不随之逐步提高。
应当说，最近几年的工资的上涨更像是对过去“涨得少”的补偿，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变化带来的博弈能力的改变。但是，政府占用太多资源(比如过多的信贷资源)，以及低效的基建项目吸引大量劳动力，造成劳动力供求的变化以及通胀的上升，是推动工资刚性上涨的主要原因。这也表明，工资上涨是难以持续的。
宽松政策还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蔬菜、猪肉、租金等居民日常生活品价格也大幅上涨，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抑制工资以及福利上涨，则意味着职工要承受通胀带来的损失。在经济减速的形势下，现在不会像2009年一样制造大量就业，相反，会因为去产能以及关闭僵尸企业出现大量失业。现在与1998年国企改革环境也不同，当时是通缩的环境，而且所有家庭都没有住房按揭，现在则是一个通胀环境，且大多数家庭有按揭压力。
看起来，中国正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尽快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又必须增加职工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内需是经济转型成功的基础。既要效率又要公平。降低企业成本并提高效率主要途径应该是政府减税，并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与此同时，政府加大社会保障的支出。
目前中国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率总和占工资的比重较高，造成企业负担过重，而个人获得感也比较差。鉴于当前经济形势不景气以及企业利润持续下滑，而同期人工工资在过去几年刚性上涨，企业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因此，降低企业过高的社保费用支出可以稍微减轻企业的负担。降低社保费率意在为企业降成本，但也可能出现降低参保职工的待遇的现象。此外，降费也会影响当地社保基金的支撑能力。
企业成本压力过大主要是经济下行的“水落石出”效应，在过去的十几年高速发展过程中，市场需求旺盛导致企业利润也高速增长，尽管生产成本中有太多不合理部分，但是能够被市场扩充带来的优势覆盖。实事求是地说，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薪酬水平。为了保障劳动者的权益，中国制定了新的劳动合同法来确保劳动者权益。
在通缩的环境中，中国企业需要降低成本，很多人将持续上涨的人工工资视为一个威胁和可以改变的因素。财政部长楼继伟多次表示，中国的劳动合同法是以标准工时制为基础，不适合灵活用工，对在职职工保护较多，也是这几年工资持续上涨的主要原因。他认为，薪酬的过快上涨可能造成企业成本上升，使企业迁至其他国家，最终减少劳动者就业机会，损害的还是劳动者的利益。
必须承认的是，过去几年工资持续上涨并非源于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且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但是，劳动合同法只是提高了企业解雇职工的门槛以及刚性的社保支出，而不是工资上涨的原因。
工资成本大幅上涨的原因主要是2009年开始的经济刺激计划，当时过多的货币流向政府基建项目与地产业，这造成了两个现象：一是大量劳动力从制造业流向基建行业，建筑就业人数持续多年增加，刺激计划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分流了制造业与一部分服务业就业，造成劳动力市场出现紧张，不得不通过提高工资招工;二是大量货币流入市场造成资产价格泡沫与通货膨胀，大幅提高了就业者的生活成本，最低工资水平不得不随之逐步提高。
应当说，最近几年的工资的上涨更像是对过去“涨得少”的补偿，反映了劳动力供求变化带来的博弈能力的改变。但是，政府占用太多资源(比如过多的信贷资源)，以及低效的基建项目吸引大量劳动力，造成劳动力供求的变化以及通胀的上升，是推动工资刚性上涨的主要原因。这也表明，工资上涨是难以持续的。
宽松政策还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蔬菜、猪肉、租金等居民日常生活品价格也大幅上涨，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抑制工资以及福利上涨，则意味着职工要承受通胀带来的损失。在经济减速的形势下，现在不会像2009年一样制造大量就业，相反，会因为去产能以及关闭僵尸企业出现大量失业。现在与1998年国企改革环境也不同，当时是通缩的环境，而且所有家庭都没有住房按揭，现在则是一个通胀环境，且大多数家庭有按揭压力。
看起来，中国正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要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以尽快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又必须增加职工收入以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内需是经济转型成功的基础。既要效率又要公平。降低企业成本并提高效率主要途径应该是政府减税，并实现要素价格市场化，与此同时，政府加大社会保障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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